其次，核战斗部及其引爆控制安保险分系统的可靠性，以及适应各种使用与作战环境的能力，也有所改进和提高。
    美苏两国还研制了适于战场使用的各种核武器，如可变当量的核战斗部，多种运载工具通用的核战斗部，甚至设想研制当量只有几吨的微型核武器。特别是在核战争环境中如何提高核武器的抗核加固能力，以防止敌方的破坏，更受到普遍重视。此外，由于核武器的大量生产和部署，其安性也引起了有关各国的关注。
    核武器的另一发展动向，是通过设计调整其性能，按照不同的需要，增强或削弱其中的某些杀伤破坏因素。“增强辐射武器”与“减少剩余放射性武器”都属于这一类。
    前一种将高能中子辐射所占份额尽可能增大，使之成为主要杀伤破坏因素，通常称之为中子弹；后一种将剩余放射性减到最小,突出冲击波光辐射的作用，但这类武器仍属于热核武器范畴。
    至于60年代初曾引起广泛议论的所谓“纯聚变武器”，20多年来虽然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例如大功率激光引燃聚变反应的研究，80年代也仍在继续进行，但还看不出制成这种武器的现实可能性。
    核武器的实战应用，虽仍限于它问世时的两颗，但由于40年来核武器本身的发展，以及与的多种投射或运载工具的发展与应用，特别是通过上千次核试验所积累的知识，
    人们对其特有的杀伤破坏作用已有较深的认识，并探讨实战应用的可能方式。美苏两国都制订并多次修改了强调核武器重要作用的种种战略。
    有矛必有盾。在不断改进和提高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性能的同时，美苏两国也一直在寻求能有效地防御核袭击的手段和技术。
    除提高核武器系统的抗核加固能力，采取广泛构筑地下室掩体和民防工程等以减少损失的措施外，对于更有效的侦察跟踪识别拦截对方核的防御技术开发研究工作也从未停止过。
    60年代，美苏两国曾部署以核反核的反系统。1972年5月，美苏两国签订了《限制反弹道系统条约》。不久，美国停止“卫兵”反系统的部署。1984年初，美国宣称已制订了一项包括核激发定向能武器高能激光中性粒子束非核拦截弹电磁炮等多层拦截手段的“战略防御倡议”。尽管对这种防御系统的有效性还存在着争议，但是可以肯定，美苏对核优势的争夺仍将持续下去。
    由于核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和独特的作用，与其说它可能会改变未来球性战争的进程，不如说它对现实国际政治斗争已经和正在不断地产生影响。70年代末，美国宣布研制成功中子弹，它最适于战场使用，理应属于战术核武器范畴，但却受到几乎是世界范围的强烈反对。从这一事例也可以看出，核武器所涉及的斗争的复杂性。
    威力排序氢铀弹中子弹；更详细核武器资料请参考百度百科词条核武器。
    生物武器
    生物战剂是军事行动中用以杀死人牲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命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的统称。旧称细菌战剂。生物战剂是构成生物武器杀伤威力的决定因素。
    致病微生物一旦进入机体（人牲畜生物武器标识等）便能大量繁殖，导致破坏机体功能发病甚至死亡。它还能大面积毁坏植物和农作物等。生物战剂的种类很多，据国外文献报道，可以作为生物战剂的致命微生物约有160种之多，但就具有引起疾病能力和传染能力的来说就为数不算很多。
    一位意大利研究人员发现，早在3000多年前，古人就知道在攻城掠池和自我保护时使用这一手段。赫梯王国是一个位于安纳托利亚，即古代小亚细亚的亚洲古国。赫梯人以骁勇善战著称于史，
    不仅将若干小国统一成一个强大帝国，并曾与埃及展开过激烈的争霸战争。意大利学者西罗·特雷维萨纳托专门对赫梯人最强大时期的历史进行了研究。
    他在《医学假说》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称，将感染了兔热病的绵羊放入敌方城市或阵营，导致对方人员染上这种致命疾病，是当年赫梯人无往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特雷维萨纳称，赫梯人在公元前1325年攻打腓尼基人城市士麦拿的时候，“第一次出现所谓‘赫梯瘟疫’的说法，而且这种称谓在数份历史资料中都曾出现过。”他认为这决不是巧合，因为那时恰恰有了对兔热病的第一次记载。特雷维萨纳认为，赫梯人在遭到外敌入侵时也曾使用过同样的手法。
    “赫梯历史上国运不济的时候，曾经遭到邻国阿尔扎瓦王国的进攻。就在那段时间，一些绵羊神秘地出现在阿尔扎瓦的街道上。当地居民将这些羊抓起来吃掉。就这样，兔热病在阿尔扎瓦蔓延，对赫梯的进攻就此失败。”
    特雷维萨纳说，据史料记载，阿尔扎瓦人当时就曾怀疑在城中蔓延的瘟疫和这些羊有牵连。这位意大利学者断言，“赫梯人最早使用了生物恐怖手段”，而“染病的绵羊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859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作战时，15000人中有12000人患霍乱而丧失战斗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首先研制和使用生物武器（当时称为细菌武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仅一年半的时间内，交战双方患病毒性流感者达5亿之多，有2000多万人死亡，比战死人员数量高出3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研制生物武器，并在中国东北建立研制细菌武器的工场－731部队，曾对中国10余个省的广大地区施放鼠疫霍乱伤寒和炭疽杆菌等10余种战剂。
    鼠疫最严重的是湖南常德和浙江宁波。他们甚至拿活人做细菌试验，仅此一项就杀死中民3000多人，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在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就广泛研究和使用生物武器，组建了专门的细菌作战部队，即731部队。
    1940年7月，日军在浙江宁波用飞机投撒了70公斤伤寒杆菌，50公斤霍乱弧菌和5公斤带鼠疫的跳蚤。1942年夏，又在浙赣铁路沿线投放了霍乱鼠疫伤寒等病菌，污染水源和食物，造成疫病流行，致使我大量无辜平民死亡。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生物武器的杀伤力是相当大的，1979年苏联位于斯维洛夫斯克市西南郊的一生物武器生产基地发生爆炸，致使大量炭疽杆菌气溶胶逸出到空气中，造成该市肺炭疽流行，直接死亡1000余人，并且该地区疫病流行达10年之久。这仅仅是一次泄漏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许多病菌在作为武器使用以后，可以长期存活在土壤和水中，遗患无穷。二战期间，英国在格鲁尼亚岛试验了一颗炭疽杆菌，至今该岛仍不能住人。
    生物武器制造和使用比起化学武器更为方便，只要少量的菌种，在特别的容器中培养就行。即使实验室规模的生产也可造出足够军事使用的生物武器。再有生物武器不需保存，只要少量菌种冷藏起来即可，战时，可在短时间内培育出大量生物武器。
    自70年代以后，分子化学的突破性进展，使以基因重组技术为代表的遗传工程应运而生。人们把遗传工程又称为基因工程。基因是细胞中起遗传作用的物质，生物性状就靠基因代代相传。
    当基因工程刚刚问世，就同任何高新技术一样首先很快被应用于军事领域，一些军事大国竞相投入大量经费和人力研究基因武器。
    研究基因武器，无疑是人类自己打开了地狱之门，因为我们无法预料通过这种方式，将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基因魔鬼。可以说在这个领域的每一个设想都有可能成为现实，而每一个现实都会使人类走进灭绝的深渊。
    托夫勒在《未来的震荡》里说“时钟滴答作响，我们正在向‘生物学的广岛’靠拢。”说的正是这样一个现实。
    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重大项目秘书长杨焕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就连我们这么小的实验室都能做这样的事，把艾滋病毒跟感冒病毒连接到一起，多可怕！有人常说过，
    这个世界不是毁在几个不懂法的流氓手里，要毁就毁在科学家手里。”
    艾滋病毒虽只通过和血液，尚且在世界范围有如此巨大的感染人群，如果打一个喷嚏就可以传染艾滋病，恐怕人类早就灭绝了。
    再有，如果把引起鼠疫的鼠疫杆菌的基因或致癌基因移入大肠杆菌中，令其繁殖，同样可以轻松地毁灭人类。还有一种叫“热毒素”的奇特基因武器，只需20克便可致人类于死地。
    如果上述这些基因武器研究成功，即使实验室操作失误所引起的泄漏，都会引起人类的灭绝。这些超级病毒或细菌一旦开始传播，纵然是这些病毒和细菌的制造者也束手无策。有人猜想艾滋病毒可能就是德国或日本在二战期间制造的生物武器。
    华枫慢慢的理解了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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