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之子》③，页九二
    爱情何以必须以故事般的方式演绎？就他的作品看来，有一种爱情如此“一言难尽”，以致只能以最迂回的方式说出。或者说爱情力量如此神秘，不正如故事般地难以置信？或更存在主义式的，不论多么惊天动地的爱情，一旦说出口，也不过就是故事，或“故”事罢了。
    在《断代》里，郭强生俨然有意将他的故事更加自我化。尽管表面情节繁复，他最终要处理的是笔下人物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甚或是前世。小说的标题《断代》顾名思义，已经点出时间的“惘惘的威胁”。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小锺俨然是叙事者的分身。小锺自知来日无多，回顾前半生跌跌撞撞的冒险，只有满目疮痍的喟叹——一切都要过去了。检索往事，他理解高中那年一场羞辱的性邂逅，竟是此生最刻骨铭心的爱的启蒙。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欲是痛苦和迷惘的根源，也是叙事的起点。
    但小说真正的关键人物是姚。相对于小锺，姚周旋在同性与异性世界、执政党与反对党，还有上流与底层社会间，是个谜样的人物。他一样难以告别过去，也以最激烈甚至扭曲的方式找寻和解之道。姚是强势的，但在欲望深处，他却有难言之“瘾”。小说最后，故事急转直下，姚竟然和所有线索都沾上瓜葛。如果时光倒流，小锺与姚未必不能成为伴侣。然而俱往矣。小锺和姚不仅分道扬镳，也就要人鬼殊途。
    就此我们回到郭强生一九八七年的《作伴》，那青年作家初试啼声之作。故事中的主人翁无不带有阿多尼斯（Adonis）美少年的双性丰采，而当时的少年果然不识愁滋味。一切的罗曼蒂克不过是有情的呢喃。然而就着二?一五年的《断代》往回看，我们有了后见之明。原来《作伴》那样清丽的文字是日后悲伤叙事的前奏，而那些美少年注定要在情场打滚，成为难以超生的孤魂野鬼。回首三十年来的创作之路，有如前世与今生的碰撞，难怪郭强生觉得不胜沧桑了。
    ＊
    现代中国文学对同志题材的描写可以追溯到五四时代。叶鼎洛（一八九七——一九五八）的《男友》（一九二七）写一个男教员和男学生之间的暧昧情愫，既真切又感伤。庐隐（一八九八——一九三四）的《海滨故人》（一九二五）则写大学女生相濡以沫的感情以及必然的失落，淡淡点出同性友谊的惘然。以今天的角度而言，这些作品游走情爱想象的边缘，只是点到为止。主流论述对同志关系的描述，基本不脱道德窠臼。重要的例子包括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的《兔》（一九四三）和姜贵的《重阳》（一九六?）等。后者将一九二?年代国共两党合作投射到同性恋爱的关系里，熔情欲与政治于一炉，在现代中国小说独树一帜。
    但论当代同志小说的突破，我们不得不归功白先勇。从六七?年代《台北人》系列的《那满天亮晶晶的星星》、《纽约客》系列的《火岛之行》等，白先勇写出一个时代躁动不安的欲望，以及这种欲望的伦理、政治坐标。一九八三年《孽子》出版是同志文学的里程碑，也预示九?年代同志文学异军突起。
    在这样的脉络下，我们如何看待郭强生的作品？如果并列《孽子》和郭的同志三书，我们不难发现世代之间的异同。《孽子》处理同志圈的聚散离合，仍然难以摆脱家国伦理的分野。相形之下，郭强生的同志关系则像水银般的流淌，他的人物渗入社会各阶层，以各种身份进行多重人生。两位作家都描写疏离、放逐、不伦，以及无可逃避的罪孽感，但是白先勇慈悲得太多。他总能想象某种（未必见容主流的）伦理的力量，作为笔下孽子们出走与回归的辐辏点。郭强生的夜行之子不愿或不能找寻安顿的方式。在世纪末与世纪初的喧哗里，他们貌似有了更多的自为的空间，却也同时暴露更深的孤独与悲哀——
    夜晚降临，族人聚于穴居洞前，大家交换了踌躇的眼神。手中的火把与四面的黑暗洪荒相较，那点光幅何其微弱。没有数据参考，只能凭感受臆断。改变会不会更好，永远是未知的冒险。
    有人留下，有人上路。流散迁徙，各自于不同的落脚处形成新的部落，跳起不同的舞，祭拜起各自的神。
    有人决定出柜，有人决定不出柜；有人不出柜却也平稳过完大半生，有人出柜后却伤痕累累。无法面对被指指点点宁愿娶妻生子的人不少。宁愿一次又一次爱得赴汤蹈火也无法忍受形只影单的人更多。所有的决定，到头来并非真正选择了哪一种幸福，而更像是，选择究竟宁愿受哪一种苦……
    ——《断代》，页九十二、页九十三
    郭强生的写作其实更让我们想到九?年代两部重要作品，朱天文的《荒人手记》（一九九四）以及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一九九七）。两作都以自我告白形式，演绎同志世界的他（她）／我关系。《荒人手记》思索色欲形上与形下的消长互动，《蒙马特遗书》则自剖情之为物最诱人也凶险的可能。两部作品在辩证情欲和书写的逻辑上有极大不同。《荒人手记》叩问书写作为救赎的可能，“我写故我在”的可能。《蒙马特遗书》则是不折不扣死亡书简，因为作者以自身的陨灭来完成文字的铭刻。两部作品都有相当自觉的表演性。前者以女作家“变装”为男同志的书写，演绎性别角色的流动性；后者则将书写酝酿成为一桩（真实）死亡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