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回延安去了一个多月的周恩来又回到武汉，第二天便以祝贺和慰问为由来到了第九战区长官部。
    陈诚有意没有露面，以给周恩来一人独尊的体面。
    九战区长官部的十余位少将以上军官差不多都是黄埔前四期的学生，对周恩来都持以学生见师之礼，一个个肃立一旁毕恭毕敬，丝毫让人感觉不出有两党之别。
    听取了谢昌云的简要汇报，周恩来对九战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勉励。众人都清楚周主任与谢昌云的特殊关系，所以把面上的事做完之后就都自觉的回避了。
    而周恩来从延安回来确实是有重要事情要向谢昌云通报，因考虑到谢昌云军务繁忙，所以便主动上门来了。
    在谢昌云的办公室里坐下来之后，周恩来见进来问好和倒茶的王秋，便微笑着和她说了说了几句话。
    整个中共内部清楚王秋真实身份的人极少，而王秋离开延安之后只与周恩来发生单线联系，所以在长江局也只有周恩来夫妇知道，
    但所谓单线联系也只不过何欣怡按谢昌云的吩咐以看望邓颖超为由，带着王秋去周恩来在珞珈山的住所去过两次，并在那里吃过一顿饭。
    周恩来除了向王秋了解了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并对她做了一些勉励之外，并没有给王秋安排任何其他的任务。
    王秋曾主动汇报过谢茂学夫妇收她为义女一事，中共也另有秘密渠道可获知王秋和谢昌云之间的关系已发展的非同一般。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清楚，在王秋的使用如果上一旦让谢昌云产生了误会、或是让国民党特务抓住了把柄，不但再无可能换一个人到谢昌云身边，而且整个事情处理起来还会相当的麻烦。
    所以中共一直把王秋的作用限制在了仅是掌握与谢昌云之间联系的密码上面。
    等王秋出去以后，周恩来才转入正题道：“昌云同志，我是受中共中央常委和毛泽东、张闻天同志的委托，特意前来想你通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精神。王稼祥同志八月份从苏联回来时，带来了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应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解决团结问题’的指示，为此中央决定召开了六中全会，一方面统一党的最高领导权、另一方面总结抗战一年多以来的经验教训。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都表示拥护共产国际指示，拥护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最高领导人。但鉴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自已主要精力仍应放在军事工作方面、希望由张闻天同志继续担任总书记的建议，所以中央对毛泽东同志为党内实际最高领导人只在会议上进行了明确，而暂不做组织程序上的变动。此外，中央还决定免去王明同志的长江局书记的职务，留在延安担任其他工作，由我暂时主持长江局工作。我离开延安的时候会议还在继续，但主要的议题都已经完成。昌云同志，关于我党六中全会的情况，我就向你通报到此。”
    谢昌云道：“感谢周副主席！感谢中共中央对我的信任！同时我也衷心祝贺中国共产党在历尽坎坷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领导核心！”
    本来谢昌云还想加上一句“可惜这是外国人的指示。”但最后想想还是忍住了。
    中共很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而且也不得不说自一九三五年之后，共产国际每在重要时刻的指示，确实为中共制定正确的策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所以谢昌云一方面很反感这种外国人领导或指导他国政党的做法，一方面也不得不佩服共产国际里确实有高人。
    其实周恩来的目的也就是做个通报，以体现中共与谢昌云的特殊关系，并不想就此问题和谢昌云进行讨论。
    所以见到谢昌云言简意赅的表达出了他对六中全会实质精神的领会，而并没有涉及更多，周恩来便在心里给了谢昌云很高的赞许。
    接着周恩来又道：“昌云，你在给主席的电报中谈到了武汉保卫战结束之后，除了华南方向之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将转入相持阶段，中央对此表示赞同。但是对你提到的转入相持阶段之后，敌后战场的压力就会显著增大，同时国共的矛盾将重新突出，建议我们应该适当调整根据地和军队扩展的速度，着重加强对现有根据地的经济、政策以及民生方面的改善，提高军队素质，并且及早与国民党就活动区域举行谈判等问题，党内还是有很多不同意见。这方面我建议你最好有机会向我党中央进行当面阐明和解释，不然容易引起一些同志对你的误解。”
    周恩来的话立刻让谢昌云警觉了起来。
    在一般情况下，毛泽东不会把谢昌云发去的电报中对中共在重要方针政策方面的建议内容透露出去，即便是透露了，也不会提到名字。
    但这回毛泽东却一反常态，在没有给自己回电表示任何看法的情况下，就公开透露了自己的名字和两封电报的核心内容，这是为什么呢？
    谢昌云感到了空前未有的困惑，但周恩来还坐在面前，暂不容他细细考虑。
    于是，谢昌云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滑而过道：“周副主席的意见我一定会照办。”
    但是作为长江局负责人，尤其是在长江局所负责的豫、皖、苏、浙、鄂等省的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周恩来倒真想听听谢昌云对怎么样处理独立发展与统一战线的关系的意见。
    可谁知谢昌云又是一个简要的回答之后便不再做声了。
    周恩来浓眉一凑，用略显奇怪的目光看了一下谢昌云，然后继续往下深入道：“昌云，中央认为由于王明同志‘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的影响，我党错过了在南方发展的最有利时机。你认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挽回或减少损失？”
    谢昌云道：“我记得我在八路军办事处曾向周副主席谈到过对新四军发展的建议，我认为目前必要的发展条件仍然具备。”
    谢昌云最后这句话的意思，无疑是表明了他并不完全赞同中共对于在南方错过了最佳发展时机的看法，只不过表达的隐晦一些，而且仍然坚持他的原有观点。
    这个观点与中共的设想最大不同点就是，中共想要在南方全面发展，而谢昌云则建议重点发展长江以北地区。
    当然，谢昌云含糊的表露也不是要敷衍周恩来。目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很微妙，在没有弄清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之前，谢昌云不想因为更多的表露与中共在某些方面的分歧而使周恩来限于不利的处境。
    于是谢昌云又紧接着道：“周副主席，为了减轻前线的压力，我们制定了一个针对华中日军后方补给线为主要目标的作战计划。我们的部队已开始向敌后方运动，我希望新四军和地方游击队能给予积极的配合。这不光是对目前战局有很大帮助，而且还有利于中共处理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
    今天的谈话，是周恩来认识谢昌云以来感觉最为吃力的一次，他敏锐的意识到了这种情况肯定是由于谈到了对谢昌云给毛泽东的电报所致。
    所以机敏的周恩来也迅速的摆脱了之前尴尬的话题，接着谢昌云的话问道：“昌云，你说的这次敌后作战是由你指挥的吗？规模有多大？”
    谢昌云道：“总的来说是我指挥，使用的全都是广东部队的特种兵，有一千多人，至少可以在五十个以上的不同地点展开行动，而且还可以视需要而定进一步分散或迅速在集中。这是一个秘密计划，只有极少的有关人员知道，连七战区的白崇禧我也是昨天才和他沟通的。当然，如果新四军能够积极配合的话，我会把新四军的动向及时上报给军事委员会。”
    谢昌云曾给予新四军予多方支持，包括帮助训练部队和提供了一些敌后作战的装备。如果对他的请求不给于及时回应的话，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于是周恩来想了一下后道：“如果不是动用兵力很大，又不是完全的正规作战，长江局可以直接向新四军和有关地区的党组织下达任务。”
    谢昌云道：“兵力、具体的地点、时间都没有要求，哪怕是一枪不放、哪怕是公路上挖一个大坑、破坏一座小桥，只要能达到使日军补给线不通畅的目的就可以。我们的特战部队明天上九点之后就开始行动，新四军在这以后可以随时动作，结束的时间视情而定。”
    周恩来道：“那好，我今天就让剑英同志来和你具体沟通。阵地战、运动战、敌后游击战三者结合，是粉碎或拖延日军进攻的有效方式。八月份我和剑英同志曾向白崇禧提出过这方面的建议，白崇禧当时也表示了认同，但现在看来整个北线还是以消极防御为主，以至于北面的形势十分严峻。昌云，你是武汉保卫战的指挥者之一，情况掌握的更为清楚，你认为武汉到底还可以坚守多长时间？”
    谢昌云道：“我是想至少要坚持到年底，一方面可以给新防线的部署腾出更多的时间，一方面也可以从武汉及周边地区抢运出更多的工厂和物资，以增加后方持久抗战的能力。这里面还有部分工厂已经由南华公司买下或者是入股，准备要迁往陕甘宁特区。不过由于平汉铁路已经中断，机器设备要先用船运到老河口，然后再设法用汽车转运，所以数量不是太多，大概只有十个左右，但都是特区目前所急需的生产设备。加上以前建设的，还有从开封、商丘和郑县（郑州）等地转过去的那些工厂，陕甘宁特区基本就可以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了。”
    听谢昌云谈到这些，周恩来脸上浮出了难以抑制的笑意道：“这次回延安开会，那些离开延安时间长了的同志，看到发给的生活用品和街上卖的商品大多数都是特区自己生产的，住的和办公开会的地方还装了电灯，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主席也开玩笑说，‘我的香烟、闻天同志的面包，以后就在不用昌云操心了！’昌云同志，虽然我们在一些战略观点上意见有所分歧，但是在你始终不渝的支持我党发展这一个根本点上，我党中央对你是没有怀疑的。”
    谢昌云道：“我和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斩不断的情缘，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周恩来道：“话不能完全怎么说。在国民党内和我党曾有密切渊源、曾依靠我党获利的人有不少，当了大官的也很多，对我的的支持虽有一些，但没有谁能做到你这种程度。”
    谢昌云道：“可能是因为我的辈分低，患得患失不想别人想的那么多。”
    一句话让周恩来开心的笑了起来。
    前后直接支援了共产党数百万的资金、物资和武器装备，间接的支持更是无法估量，难得还保持小辈姿态！
    所以今天的周恩来离开的时候心情总的来说是比较轻松的，见到何欣怡和王秋也跟在谢昌云后面相送，便当着众人的面代表邓颖超邀请何欣怡和王秋到家里做客，并说到时候自己要亲手做一道最拿手的淮扬菜红烧狮子头。
    而谢昌云送走周恩来，回到办公室经过一阵静心的思考，对毛泽东一反常态的举动也慢慢的理出来了一个头绪。
    抗战以来，中共在陕甘宁特区、华北、山东、中原等地已经全部或基本控制了七十多个县，部分控制了一百多个县，正规军和地方部队、以及依附于共产党的武装发展到了三十余万，根据地人口达四千余万，不论地域、人口、还是军队，都是红军鼎盛时的数倍，而且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这些大大出乎了一年多前还在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上下各级的预料，因此党内几乎众口一致要求谋取更大发展的呼声极高。
    在此情况下，自己却提出了控制发展速度的建议，无疑是在大好形势下唱了一个反调，引起毛泽东等心中的不愉是避免不了的。
    但是，一则毛泽东绝不会相信自己会加害中共，二则自己在西安事变、抗战形势分析、力促中共向华北发展、与中共携手开辟敌后战场等重大问题上均表现出了先见之明，三则毛泽东自己本身也具有相当高的前瞻性，不会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发展之中存在的问题。所以自己这次的建议也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面对这样的两难局面，毛泽东借自己之口提出了发展中的隐忧让人讨论，但他本人却不表示明确态度，无疑是为一旦出现不利局面时的可进可退留下了伏笔。
    这也难怪。毛泽东等是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来探索中共的正确发展道路，而自己确实凭借已知来走捷径，这其毫无疑问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时代差异。
    所以谢昌云对毛泽东的做法完全可以理解，同时他也感觉到自己是过于心急了。
    谢昌云觉得目前最好还是注重下策略，多在一些容易形成共识的方面与中共加强合作，对于一些自己不完全能够左右的事，也不妨顺其自然一些。对那些不可强行回避的历史过程只能在自己这方多做准备，设法把可能产生的不利结果降到最低程度。但正如周恩来所说，当面沟通还是很有必要的。尤其自己在国民党方面的身价日涨，与蒋介石等的来往频繁，这方面更要注意。
    看来等这次武汉会战差不多了的时候，自己无论如何也得到延安去一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