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高中的时候成绩不坏，虽然高二的时候，出了跟靓仔的那个事，靓仔的教授老爸揍了他一顿，摔了我一胳膊，安排他转学到了另一个学校，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根本不知道靓仔转学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参加高考，考上了北京的那所大学，靓仔没考上。
    同学们说，靓仔他爸花了一年的时间，不出差，不上课，就在家里教俊仔写作文。第二年，靓仔也考上了，是复旦。靓仔作文写得好，有同学说他现在写书，成了“纵横中文网”的签约作家，名气很大，一年能挣一百万。他的笔名叫什么？他都写了些什么书？我不知道，我真的不感兴趣。
    靓仔当然不会知道，我到北京上学的第一个学期，就去做小姐了。
    为什么？
    缺钱？虚荣？无聊？
    好像都有一点点，又好像都不是。
    我爸是个工人，我妈也是个工人。他们都下岗了。他们下岗那年，我才4岁。下岗以后，他们在昆明的青年路上开了个小店卖服装，他们挣了不少钱，我们家不缺钱。
    但他们老不给我钱。
    我就“坐 台”去了。
    自己找着去的。
    一进去，“妈咪”就问我：“大学生，是来玩的，还是来做的？”
    一看就是大学生。
    我的脸“唰”地就红了。
    “妈咪”说：“孩子，我看你就是来挣俩化妆品钱的。你老爸老妈不差钱，就是不给你钱，对不？”
    我傻傻地点头。
    “妈咪”说：“咱这儿，只‘坐’不‘出’的，保证你清清白白地进来，清清白白地出去。你就跟定我，保证不能让你受欺负。坐一个台是二百，我就提你四十，你一晚至少挣一百六。”
    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我早就不是处女，早就不清白了，出不出 台，清不清白，无所谓。
    我弱弱地问一声：“我能坐上么？”
    “妈咪”大笑：“就凭你这小模样，还能坐不上？坐不上，妈咪我每晚倒贴你四十。”
    我说：“那就坐呗。”
    “妈咪”就安排我“侯台”，第一次，连衣服都没换，穿的是我自己的衣服。
    后来才知道，在北京做小姐，是要“买工号”的，就是小姐要交“押金”，买了工号发工作服，有两种，一种是超短裙，不管夏天冬天，小姐坐 台都得穿超短裙。夏天，裙子下边穿薄丝袜或者不穿，冬天，穿厚丝袜；另一种是正规的西服裙，餐厅服务员穿的那种。这些事，“妈咪”都替我做了。也要登记身份证的，妈咪手里有的是身份证，根本用不着我自己的身份证。警察来例行检查的时候，小姐们都换上餐厅服务员那种正规的西服裙。
    “妈咪”不让我穿超短裙，也不让我戴“工号”，她让我穿平常在学校里穿的衣服就好。客人来夜总会，找的就是小姐，可奇怪了，他们又特别喜欢找那种看起来不像小姐的女孩，所以我只要去上班，总能坐上台，有时一天晚上还能坐两个，甚至三个台。
    第一次，客人挺客气，就是唱唱歌，搂搂肩膀什么的。是个胖子，老头。结帐的时候给我三百小费，多给了一百。
    我老老实实把三百块钱交给“妈咪”。
    “妈咪”说：“你这孩子，挺实诚，我抽六十，剩下都是你的。”
    哈哈，二百四十块就这样到手啦！
    “妈咪”对我不坏，所以，我连“出 台”都是瞒着“妈咪”的。记得有一次，我去上班，胡乱抓了一支口红，把嘴唇抹得苍白。“妈咪”心疼地说：“小昆明，你咋把嘴唇弄得跟个死人似的？”
    我说：“那叫病态美。”
    “妈咪”更心疼了，说：“你这孩子，健健康康的，病啥呀病，还美呢你？”
    我笑。
    我从来没想过坐 台还能碰上大学老师。
    而且碰上了的，还就是我们大学的老师。
    “妈咪”领着我们进了包房，是个大包，来的人挺多，看上去都喝高啦。
    我们在“妈咪”的引领下，统一弯腰鞠躬，齐声喊：“先生，晚上好！”
    这就是让他们挑呗。我无所谓。
    我一抬头就看到了他。
    他那个“地方支援中央”的脑袋真的很特别。
    事情有点复杂，下面我还要反复提到他，别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我就叫他朱院长吧。对，就叫他“猪”，我就是想骂人。
    我转身就想跑，那时我年轻幼稚，如果不搞出那么大的动静，而是一直乖乖地低着头，他不一定能认出我来。但是我一转身，他就认出我来了。
    我看到他阴阳怪气地笑。
    朱院长没点我，我藏在十多个小姐的后面，没人注意我，其他人也没有点我。
    出了包房的门，我就收拾东西想走。
    “妈咪”很奇怪，问我：“小昆明你是咋的了，怎么一个劲往后躲，这是今天晚上最后一拨客人了，你就抓紧了再坐一台呗。”
    我说：“不坐了不坐了，我回去吧！这帮人，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妈咪”恍然大悟：“怪不得，这帮人相互都叫老师。”
    我说：“妈的，这下我完了，他们回去，准得收拾我。”
    “妈咪”说：“没事，我让‘哈尔滨’去，搞他们一个现行，把证据收好。”
    我心里紧张得要命，却笑得差点岔过气去。
    什么叫“把证据收好”？
    就是哄客人在“ktv”楼上的房间开房，打 炮，然后把套子收好。
    讹诈他！dna，这是铁证。
    “妈咪”也就是说说而已，她从来没给过我朱院长的“铁证”。
    过了几天，在校园里，朱院长遇到我，叫我晚上到他办公室去一下，他特意说了时间，是晚上8点半，怕我听不明白他的威胁，专门又说了一嘴，今天晚上，你那班，就别上了吧。
    我很清楚朱院长想干什么。
    我走到离学校1公里之外的小超市，买了一盒安全套。
    我知道，他不就是抓住了我的“小辫子”，乘机想占我的便宜呗。一个喝了酒到夜总会，搂小姐，把手伸到小姐裙子里边的老男人，他还能干什么？
    我可得把证据收好，有了“证据”，不怕他将来不帮我，有了证据，我这学上不上都无所谓了，反正他得让我毕业。
    沿着办公楼的走廊朝朱院长的办公室走去时，我冷得全身发抖。
    不错，我是穿得很少，我穿了件宽宽大大的白t恤，穿了条短不及膝的牛仔布裙，没穿丝袜，脚上穿的是一双白色的凉鞋。那是2010年的北京，9月21日，星期二，再过一天就是中秋节，我什么都可以忘记，但我永远记得那个日子。屋子外面热得树叶子都往下淌汗，可我就是冷，冷极了。
    我背着双肩背的书包，书包上挂着一只毛绒绒的“喜羊羊”。对，我属羊，那只毛绒小羊是我的吉祥物。
    我总是想着书包里那盒安全套，有一会儿，我觉得自己背着满满一书包安全套。
    走廊的天花板很矮，矮得几乎压着我的头；走廊里的灯光很暗，暗得我几乎看不清自己的脚尖。
    那条走廊好长，我怎么也走不到尽头，而他的办公室，明明白白是在走廊尽头的。
    我敲了敲门，门开了，门，原本就是虚掩着的。
    朱院长说进来，我觉得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想，做这种事情，他还是有些害怕的吧？这样一样，我反而镇定了许多。
    我又看到了书架，高大的，几乎顶到天花板的书架，书架上全是砖头一样厚的精装书。我看见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那桌子真大，我感觉差不多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屋子里没有开顶灯，只有办公桌的一盏台灯亮着。
    朱院长穿着雪白的衬衣，打着蓝色的领带，他正伏在大桌子上写什么。台灯光照到他光秃秃的脑门上闪闪发亮，台灯光照到他的金丝边眼镜上，闪闪发亮。
    我抱着两只胳膊，站在门口，瑟瑟发抖，不知所措。
    屋子里冷气开得很足，我想松开胳膊，我知道抱着胳膊会给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感，可我的胳膊就是放不下来。
    朱院长抬起头来，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我。
    然后他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他的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
    然后他准确地说出了我的专业、年级甚至班次。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正在融化的雪娃娃，我的两只小腿情不自禁地哆嗦，我像一个上了发条的玩具娃娃，现在，发条就快要松到尽头，再蹦跶几下，我就不会说话不会动了。
    朱院长站起来，绕过辽阔无边的桌子，走到我身边，他伸出一只手压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关上了房门。
    我注意到，他并没有反锁房门，而是把门虚掩着。
    这让我感到有些吃惊，他难道不怕突然有人闯进来吗？这毕竟是他的办公室，不是他的家，也不是宾馆的客房。
    朱院长压在我肩上的那只手心里全是汗，像讨厌的鼻涕虫，我想，我的白t恤上一定会留下他黄乎乎的手印，怎么洗也洗不掉。我打算一完事，洗过澡，就把那件t恤给扔进垃圾桶。
    朱院长把我推到沙发前，让我在长沙发坐下，他在侧对着我的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后翘起二郎腿，说：“渴了吧，自己倒杯水喝。”
    我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走到饮水机旁，从饮水机下面拿出纸杯，接了一杯水，两只手捧着，我的手抖得厉害，水溅了出来，溅到了我的脚背上，我穿的是凉鞋，没有穿袜子，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水打到脚背上的感觉，像谁一不小心流出的泪水。
    我双手捧着水杯走到他的面前，不敢再坐下，隔着茶几，我垂下头。
    “老师……”我弱弱地叫了一声。
    他厉声打断了我：“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