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诺纳材料保存在六楼的一间特别安全的办公室里。我在那里看完材料以后，就搬了出来，同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共用一间办公室。她是阿瑟手下的研究员，正在忙着调查米切尔一案。米切尔一案的调查工作对D 处来说真有点事不逢时。霍利斯把弗尼瓦尔琼斯从原先的岗位调去当C 处处长，米切尔一旦退休就晋升他为副局长。琼斯的职位由马尔科姆卡明接替。D 处里那些打算努力沿着朗斯代尔一案的线索乘胜追击的聪明人，对这项任命不以为然。而阿瑟本人却对处长一职垂涎三尺。凭他所取得的成绩，阿瑟完全可以当处长，但由于他在五十年代初所采取的立场，而一直得不到上司的欣赏。他们认为阿瑟生性好斗，脾气暴躁，而且不能容忍别人。非常不幸，这些都不是他要在军情五处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米切尔调查被批准后，霍利斯决定不告诉卡明有关调查米切尔的事，因为从理论上说，卡明也是一名嫌疑分子。负责这一调查的是琼斯，他在柯克街的C 处总部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督。
伊夫琳麦克巴尼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她的脸上有一块很大的胎记。她就像暖房里的一盆花，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禁闭在办公室繁忙的事务中，对外界发生的一切都不知道。
我刚搬进她的办公室，她就问我：你是不是共济会成员。
不是，我并不赞成共济会。我说。
她冷冷地对我说：我并不认为你会是共济会成员，但如果你想在此成功的话，还是参加共济会好。
伊夫琳一直认为军情五处内部有间谍。她是研究官员，已经干了好多年的反间谍工作了，比阿瑟和我的时间都长。她可以说是一部有关办公室生活的活词典，她头脑灵活，她也善于判断人的性格，当然有时有些过分。
她告诉我：我早就猜到迟早总会进行一次调查。但她却很悲观。她深信最坏的事还在后头，因为调查的程序总是预先制定的。
如果阿瑟太认真，肯定支持不了多久；如果你同他搞在一起，你也得当心。她又说。
我委实吃了一惊。伊夫琳，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立即问道。
她打开自己的保险柜，拿出一个黑色笔记本。
你看看这个吧！她告诉我。
翻开笔记本，一行行清秀干净的字体映入了我的眼帘，我飞快地翻阅了一遍。原来这个笔记本记录的是四五十年代的各种案件的细节。这些案件有的我只知道个大概，有的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材料是从军情五处的档案室收集来的，每件案子都是一起针对军情五处或军情六处被渗透的指控。
我简直吓呆了，这是谁的？我问。
是我朋友安妮拉斯特的。她曾和我一起工作过。自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以后，她就收集了这些。后来为了结婚，她辞去了这个职务。她嫁给查尔斯埃尔韦尔。临走前，她把这个本子交给我，说以后可能有用。
阿瑟知道吗？
当然。
你还给谁看过？
难道我也要让人剁碎
我继续看着笔记本。开头几页经常提到马克斯韦尔奈特的名字。大战时，他就相信军情五处内部必定有间谍，并作了记录，但却没有采取行动。记录本里共有几十件指控材料，多数是不切实际的想像。例如根据某一间谍的报告或随手写的感想和评论，也有比较具体的材料，例如伊戈尔古曾科的证词。古曾科就是一九四五年叛逃加拿大的那个年轻的苏联密码员。他的叛逃对英国维诺纳计划里克格勃通讯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整整一个星期，这一通讯陷入混乱状态。据安妮拉斯特记载，古曾科曾揭发说军情五处有个间谍，代号埃里。一九四二年古曾科在莫斯科工作时曾从一位叫卢比莫夫的朋友那里听说过埃里，当时经手埃里电文的就是卢比莫夫。埃里有某些俄国背景，他能查看某些档案。苏联采用死信投递的方式同他联络，而且经常把他提供的情报送给斯大林。古曾科的这一指控同他的其它材料一起被归入档案，以后再也没人问津，这些材料只好束之高阁，放在那里吃灰。这真是不可思议。
伊夫琳说：人们不相信他，认为他弄错了，军情五处内部不可能有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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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quot;</a></a> target=&quot;_blank&quot;&gt;&lt;/a&gt;)】的遗嘱，她写道：如果军情五处内部有间谍，那我肯定是罗杰霍利斯或格雷厄姆米切尔。
我倒抽了一口气，说：这么大的人物怎么调查？除非把军情五处翻个底朝天才能完全做到。
伊夫琳痛心地说：一九五一年时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安妮拉斯特的笔记本只不过是伊夫琳和我头一次分享的机密。在以后共同工作的几个星期里， 她渐渐向我道出了军情五处许多被人遗忘的历史，这是我们在A处二科的录音带上听不到的。这些故事充满了疑问、猜测、无法解释的行动和离奇的巧合。很快我便知道了，我并不是第一个怀疑军情五处藏有间谍的人。这种恐惧和办公室的家具一样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