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糖吃就吃吧，不许再问了！”鲁盼儿有钱，她时常替妈妈在供销社给家里买东西，但她不会乱花一分，因此干脆地拿出长姐的威严将丰收压住，再从衣襟里面拿出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打开门，
    家里的门钥匙除了父母以外只有自己才有，跃进太毛燥，只怕他把钥匙弄丢了，而双胞胎又小，不放心他们。
    丰收和丰美刚刚玩兴正浓不想回家，现在到了家里却果真渴了，每人喝了一碗凉开水，放下书包就又跑出去。
    鲁盼儿在后面喊了一句，“晚上别忘记回来吃饭！”自己也放下书包，喝了凉开水，将一颗水果糖放在嘴里开始做家务。
    农忙假才开始放，但其实红旗九队的春耕已经先开始了——红旗九队与其它八个队只种玉米不一样，有一片新开出来的水田，水稻插秧要更早几天，伺弄起来也更辛苦，爸爸十多天前就回到村里抓春耕，妈妈是妇女队长，也和队里所有的壮劳力从早到晚泡在水田里。
    家里的活儿只要不急的都堆着呢。
    鲁盼儿着含着甜丝丝的糖块把家中从里到外收拾擦抹了一遍，一大盆脏衣服洗了晾好；喂猪喂鸡；又到地里采了野菜，最后进厨房做饭，春耕时最累，要做些好吃的。
    因为有了水田，红旗九队从过去公社里工分最低的生产队一跃而成为最高的，社员的日子比过去都好过多了，而鲁家更是排在前面，要知道当年这片水田就是爸爸当生产队长时带着大家修的，也是因此爸爸被提拔为公社的副书记，每个月拿三十几块钱工资呢。
    家里的日子在红旗九队是最好的，鲁盼儿一下子就拿出五个鸡蛋。
    鲁满堂和王巧针回到家，一进门就看到满院子晾着衣服，几只鸡悠闲地踱着步，一股香气自厨房里散了出来，夫妻俩相视一笑，“明天放农忙假，盼儿今天回家早。”
    鲁盼儿听了声音出来，“爸，妈，水打好了，你们洗洗吃饭，我去喊弟弟妹妹！”才走到门口，却又回过头，“爸，我放学回来路上遇到杨老师了，他说晚上来找你说话。”
    “杨老师说什么事了吗？”
    “没有。”鲁盼儿摇了摇头，“杨老师只告诉我温书准备考试。对了，他还说让我上高中呢。”
    “上高中有啥用？”鲁满堂很不以为然，“初中毕业就行了，我才高小毕业，你妈只上过几天扫盲班，不也把日子过得挺好？”
    王巧针也赞同丈夫，“咱们队里年轻姑娘中你是第一个初中毕业的了，会写字会看工分就足够了——再说我们家里活计太多还真忙不过来呢。”
    鲁盼儿就说：“我已经告诉杨老师我不上高中了。”虽然相信杨老师，也相信大学特别美好，但那实在离鲁盼儿太遥远了，遥远到她怎么也想不出大学到底有多好。相反，她对家里的难处一清二楚，爸爸一年到头早出晚归到公社上班，春种秋收时回生产队也只有更忙的；妈妈差不多每天都要下田，弟弟妹妹又小，自己不上学了，正能担起家务，也能给家里多挣几个工分。
    “杨老师是大城市的人，和咱们农村人不一样，”鲁满堂就说：“听说他的父母都是大学的教授呢，特别有学问的人。”
    “也真是可怜呐！”王巧针也感叹，“杨老师刚到我们队里时才十几岁，就跟盼儿现在差不多大，长相和穿着像戏台上的才子一样好看。不过他个子虽然高高的，却单薄得很，从没烧过火做过饭，更是一点农活儿也不会干，连禾苗和杂草都分不出来！”
    鲁盼儿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她认识杨老师的时候，杨老师就已经是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了，她一直很景仰的，所以觉得十分有趣，便停住脚问：“那他学会了吗？”
    “当然学会了，现在农忙时他不是一样下田？”鲁满堂就说：“但杨老师是有学问的人——他来那年队里刚开出水田，大家各自估算的亩数都不一样，他量了量就算出来一共多少亩地，原本许多人还不大信，后来县里派了测量队，测出来的数目一点儿也不差；还有杀虫剂，他看看说明就知道怎么配，有一次公社的技术员记错了，幸亏有他，要不我们九队的粮食就全完了……”
    “那杨老师就是读过大学的吧？”
    “他才多大，哪里读过大学？”鲁满堂说：“当年队里办高小选他当老师时，他告诉我他上到初三就停课了——过去初中都是三年，后来才改成两年的。”
    王巧针一面洗手一面说：“其实杨老师就比盼儿大四岁，今年虚岁才二十一，周岁二十。”
    鲁盼儿有些吃惊，“我一直以为杨老师是大人呢。”比自己大许多的大人。
    鲁满堂就说：“一个人出门在外，不管多小也得立即变成大人，再说杨老师毕竟是北京来的人，懂得比大人们都多。”
    “盼儿也长大了，”王巧针的目光却一直落在女儿身上，这个春天女儿的个子又长了不少，眼见着比自己都要高了，身段儿也变样了，不觉就说：“你回家后挣的工分就自己留着吧。”
    “为什么要自己留着？”鲁盼儿不解地眨了眨眼睛，“家里的钱当然要放在一起呀。”
    很显然，女儿没明白自己的意思，王巧针就一摆手，“你不用管了，赶紧叫跃进他们回家吃饭。”
    看着女儿走远了，王巧针就笑了，“这么大了，连置办嫁妆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