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长笑了：“也就你这样的小同志有这样的觉悟。小余同志，今天我找你来，除了告知你这件事，也是希望你们单位能够继续做大做强，像你所说的那样，将蛋糕做大，这样分配蛋糕的人就更多了，才能有更多的岗位容纳年轻人们。”
    余思雅受宠若惊：“高市长，咱们还只是个小厂子，你可真是太高看我了。”
    省城上万人的大厂都有好几家，几千人的大厂子更是不少，轮得到他们一个千多人的厂子吗？
    哪知高市长却摇了摇头：“这些厂子职工大部分都超员了，潜力还不如你们单位。你们能扩张就扩张吧，要政策要地，市里都能支持你们！”
    余思雅明白了，高市长是看他们厂子接纳了不少知青同志，又帮省城和宜市两个铁路局创造了不少工作岗位，所以才叫她过来谈这个事的。当然，高市长也没将太大的希望寄托在她身上，只不过是希望他们能做一点，总比不做强。
    余思雅没敢搭话，清河鸭这一年连续开了两个分厂，已经是跨越式发展了，她不可能因为领导的一句话，就回去盲目地扩张。作为一个企业的一把手，她首先要做的是保全自己的单位，对单位一千多名职工负责，先让他们有饭吃，然后再考虑下一步的扩大规模。不然乱扩张，资金链断裂，厂子没法运转，谁来给他们收拾这个烂摊子？这么乱来，一个弄不好会把现在一千多人的饭碗也给砸了。
    但高市长的话她也不能不回。
    余思雅苦笑着说：“高市长，我们厂子今年连续开了两个分厂，又捐献了几十万的物资，资金非常紧张，目前首要的是回笼资金，将两个厂子的销量打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扩大生产。”
    高市长点头：“我明白，小余同志为难你了，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
    话说到这份上，余思雅也只能答道：“好，谢谢高市长的支持，咱们清河鸭一定尽力。”
    说了一会儿话，高市长来了个电话，余思雅便提出告辞。
    许秘书将她送出去，到了楼下，许秘书说：“高市长从昨晚就一直呆在办公室，忧心这个事，待会儿还要去省里开会。”
    余思雅明白，云南知青出了这个事，不光高市长睡不着，估计好多地方的领导人都睡不好，生怕这场风波会波及到自己的省市。要知道，全国可是有一千多万知青，而这些知青的背后还牵扯着上千万的家庭。
    但作为一个小人物，她能做的实在有限。余思雅只能说：“辛苦你们了，许秘书，我先回去了，就不打扰你的工作了。”
    回去之后，接下来几天，余思雅一直关注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的新闻都不放过。直到元月一号，她才从新闻里听说，这件事惊动了北京，北京方面同意知青代表团进京反应情况。
    这件事才算暂时取得了进展，后续怎么发展，余思雅不得而知，只能从报纸和电台里探寻蛛丝马迹。
    但经过这件事，她深刻地意识到，祖国在这时候是多么的脆弱，说是内忧外患也不为过，对外，南边猴子上蹿下跳，多次侵犯我们边境，北方还有强敌对峙，目前已有大批部队官兵集结到北方。对内，经济萎靡不振，人民生活困难，有诸多内部矛盾，知青返城就是其一。
    就如高市长今天的表态一样，他不是不知道知青们该返城，只是没法安置他们。这么多年轻人回到城市，没有工作，没有房子，没有收入来源，很容易出乱子。八十年代的严打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发起的。
    作为一个普通人，她能做什么？
    余思雅一直在思考这点，但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微薄了，她能做的实在有限。
    就在她一直关注着知青们的情况时，沈建东的炒瓜子生意总算取得了进展，机器调整到他满意的程度了。
    他找到余思雅，兴奋地说：“嫂子，马上要过年了，冬天是卖炒瓜子的旺季，我再买两台这样的机器怎么样？”
    余思雅没有意见，要想做大，肯定要扩大规模。她本来就有这个意思，不然也不会特意租了个房子给沈建东。
    “可以，不过你想过怎么卖瓜子吗？我还是那句话，仅凭你跟熊子两个人，一天是卖不了多少瓜子的。”余思雅笑着说道。
    个人的力量有限，用在做生意上同样如此，沈建东每天就是跑断腿，说破嘴，又能卖多少瓜子嘛。
    沈建东若有所思，抬头看着余思雅问：“嫂子，你是不是有什么新主意？”
    余思雅点头：“做瓜子，如果只是随便卖，那也是小打小闹，要做就要做出品牌来，咱们首要的就是给瓜子定个名字，然后将分量也定下来，统一生产，统一分量，以免老陈那种缺斤少两的情况发生，做到诚信经营。”
    沈建东越听越来精神：“那，嫂子，咱们先给瓜子起个名字吧，你说起什么名字好？用我的名字？不行，不行，建东瓜子太拗口了。哎，我实在想不出好名字，嫂子，你帮我取名吧？”
    余思雅也不是很擅长取名，她想了想说：“要不就叫香香瓜子吧，简单易记，又说明咱们的瓜子香。”
    沈建东挠了挠头，听起来不错，也挺符合他们瓜子的特点，只是：“嫂子，香香的名字也是这个呢！”
    余思雅笑看着他：“你说全国叫香香的姑娘有多少个？没个几万也有几百吧。没关系的，我想香香也不会介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