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秋华曾经是东莞裕元鞋业制造厂内部报刊的编辑，她找到管人事的部门经理，就把妹妹安排到六厂的包装车间，工厂管吃管住，每天加班加点干到夜十点，月薪可挣二千上下。工人拿记件工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包装一双鞋才一角钱，包括剪线头，塞内填纸，系鞋带，叠袋子，装鞋盒，捆箱扎包，推送入库。一天要包装八百双，拼命干活，指纹磨没，腿脚站肿，吃苦受累，才挣得到钱。
    在工厂打工，虽说不交押金，但要压工资，第一个月不发工资，等到第二个月最后一天，再发第一个月的工资。袁春花等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就按月寄钱回去，不仅孩子的抚养费，还包括丈夫的生活费。她只留一百元零用，吃食堂的清汤寡饭，不上餐馆，不吃宵夜，住喧闹的集体宿舍，不租单间，不买新衣服，不出厂去玩，省吃俭用帮老公养家糊口。
    可袁春花毕竟是母亲呵，怎么不想孩子？提起就失声痛哭，悲戚戚，凄惨惨。
    袁秋华了解张家的情况，都不敢跟妹妹说孩子的事，甚至不知该怎样劝慰。
    袁春花是寡言少语，真诚本分的人，她没有野心，嫁给工人，只想过一份平静安稳的日子，即使摊上了个样样争先的活祖宗，样样都要第一的姑奶奶，她还是能忍让则忍让，能退避则退避。她也不是抵制老人非要孙子不可的想法，只是无意现在再生，三个孩子负担够重了，丈夫又下了岗，再生几个，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她也不怨恨婆婆偏心带外孙，只要家庭条作允许，哪个母亲不愿意抚养幼儿？
    她知道，孩子婆婆不可能不接手照顾，没什么不放心的，但又怎能不日思夜念，牵肠挂肚？
    袁春花在县城，本是轻工机厂的锻造工，锻造也是技术活。因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只有暂时做包装工。包装不需要多大技艺，生手甚至不必培训，组长一教就会，做上几天就是熟手。这个裕元鞋业制造厂，在高步镇的低涌，稍潭，上江城，各有三个分厂，生产出口日本的运动鞋，出口欧洲的旅游鞋，出口美洲的休闲鞋，有员工五万人，在东莞的黄江镇还有裕成鞋厂，在珠海的吉大还有宝成鞋厂，中山的三乡还有宝元鞋厂。虽然准时发工薪，但管理制度严格，稍有不慎，便会被罚款，进车间没穿工装，工鞋，罚十元，下班台面，地面没打扫，罚十元，货品没归类摆整齐，罚十元，聊天喧哗，罚十元，吵闹打架，罚五十元。每到月底发薪，员工就发现自己因迟到，早退，共超过十分钟，被扣了五十元全勤奖，因请假超过三天，被扣了一百元工龄奖，因不良品超过5%，被扣了底薪三百元。
    一间宿舍八人同住，摆四张高低床，怕员工用电饭锅煮饭，电磁炉炒菜，没有插座，阳台是卫生间，冲凉，洗衣，方便的地方，为省电没有灯。食堂的伙食，除了饭，荤菜是肉丝炒时疏，土豆，辣椒，豆芽，莴苣类，素菜是青菜，白菜，萝卜，冬瓜，南瓜，豆腐，打轮回，汤是老三样轮流，猪血海带，蛋花紫菜，鸡架菜末。为鼓励员工加班，厂里给加班员工加餐，吃鸡翅，喝牛奶，下班发面包，当夜宵。
    一整天呆在晦暗不明的封闭车间，呼吸着胶水，皮革，塑料，盒箱，汗腥，脚气，与高温潮湿的气候，混杂融合的又臭又毒的空气，从事精细慢作的包装，连续上班八小时，再加班三小时，袁春花感觉自己视力模糊，头晕，恶心，且又饥饿又饥渴，机械性的重复劳作，已让她累得崩溃。回到宿舍，她脸色苍白，精神恍惚，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连清洗的心情都没了，爬上床，倒头就呼呼大睡过去，犹如死人一般。
    员工的行动，并不自由，干活组长盯着你做，管得很严，稍有不符，便要求返工，即使已经入库，只要检查出毛病，就会退回车间，必须整箱返工，整车货柜返工，甚至整笔订单返工。返工，既没计件工价，也没计时工资，免费不说，还要罚款。若是有事请假，你的那些货，不能堆积在那不包装，耽误订单的出货期限，你要掏现钱，央求别人代班，帮你完成你的那份活。人活像被囚禁在牢笼中的野兽，只有尺寸空间，没有任何回转，盘旋的余地。次日上班，她心里开始盘算，怎么离开这个岗位？
    普工不如蓝领工薪高，体力活不如技术活挣钱多。在鞋厂，针车工每月能挣四千，工薪最高，高车又比平车挣钱多。袁春花知道，简单易懂的手工活，加班加点的辛勤劳动，比学赶帮超的争抢，并不会让人变富，自己应该花最少的时间，利用知识和技能挣到更多的钱。贫寒的家境，让她不得不忍耐着做下去。
    直到半年后，领到过年福利，年终奖，年假红包，开工利是，她便跳槽去了寮步镇的模具厂，月薪能拿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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