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队一过了临武关，便逐渐看到了村社。
    商队并不在村社停留，也不再村社零售，而是会选择在城邑中心大量售卖给本地的商人，再由楚国本地的商人转卖。
    作为湘江的上游和珠江的上游，南岭地区重要的分水岭，商队需要在临武将货物运送到湘江上游的河道，再从那里沿着河道输送到最远的洞庭地区，船队也有免税节。
    途经村社的时候，也有不少本地的居民在道路上驻足观看。
    这里的人真正的楚人不多，多数还是原本苍梧等地的夷民。
    临武算是一个典型的楚国边疆城邑，虽然临武邑创建的时间到现在不过十几年时间，是座新城，但论及统治方式却很古旧。
    楚王编练了新军之后的变法，是一方面收拢中央权力；一方面又相仿西周分封将许多封君赶到边疆地区。
    一些根深蒂固的大家族的封邑，楚王也不能轻动，只能采用折衷的方式。
    一方面认可那些大家族封邑的世袭权力，一方面又在封地的基础上建县，妄图将中央的手伸到那些大贵族的封邑之内。
    而一些软柿子，在变革初期就直接赶到了边疆地区，在边疆地区不可能实行有效的直辖统治，只好放权，使得他们在边疆地区拥有治权、法权、税权、开战权等等权力，也算是国中之国。
    因为贵族势力的强大，楚王的集权变法很是妥协，形成了三级机构。
    中央直辖区实行军功爵奖励通侯、执圭、柱国等明显的非世袭的军事贵族新人；大贵族家族县公封君类似汉代的封国不断往里面掺沙子；边疆区类似于西周初年的封国管不到也不管任你们折腾。
    临武是十几年前墨家的人出仕帮着楚国编练新军变法之后才屯兵的地区，凭借楚国的军事和文化的双重优势，对边疆区苍梧洞庭之地的还在用石头木头和青铜的夷民是碾压般的优势。
    临武君也是楚国的新封君，原本的封地在江汉平原，而且原本也不是封君，但是还有食邑。
    在攻占苍梧等地的过程中临武君立下功勋，得以成为封君，收回了原本的食邑，将临武封给了他。
    用烂地换取中央直辖区的好地，既可以加强中央集权，又可以拓展边疆，楚王变革的算盘打得不错，总体来说还是尚贤那一套，所谓“有功则赏、三代无功收其爵”。
    然而在变革初期，只能先做“有功则赏”，不可以做“无功收爵”，他要是敢这么做，屈、景、昭三族会立刻叛乱清君侧，即便做的已经足够妥协，仍旧出现了屈宜咎叛逃三晋这样的大事。
    临武君是楚国庄氏，名启，王族的远支，芈姓。得氏源于楚庄王，谥号为旁支旁系的姓氏也属正常。
    临武君庄启来到临武的时候，一同迁徙来的还有三千户楚人，构成了临武城内的主体。
    依靠神权祭祀作为基层组织的基本结构，城内五十户为一里，每里都有自己的土地神庙，所谓祭社。
    在楚国富庶地区，里的管辖范围更大，所以各个里祭祀的祭品也各不相同。
    大里用牛、中里用彘、小里能用猪就用猪，用不起就不用。
    而在城内又有大型的“稷”坛，这是五谷之神，由各个里来进行一同献上贡品再由贵族主持祭祀。
    五十户为一里，仍旧是按照原本的组织结构，形成类似于村社的制度，要先耕种公田，然后才能耕种自己的私田。
    战时需要从军，也需要为封君履行封建义务，包括打猎、筑城、修缮等等。
    城外，则依旧采用夏君夷民的统治方式，继续维系原本落后的氏族公社，但是收买原本村社的头领人物，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允许他们多占村社土地，以此维系在当地的统治。
    临武君的主要统治力量在于城内，城外的话他的命令达不到最基层，但是可以通过被收买的村社头领进行税收、征兵、服劳役等活动。
    在一些更为边远的地区，甚至还有当地的统治者直接“率众而投”直接被封为封君的情况。
    临武城也算是一个标准的古典殖民城市，和西周分封天下时候的态势差不多，长久来看这是同化的最好办法，只是可能需要的时间太长。
    被封在临武不过十年，伴随着铁器、牛耕、火药等技术的传入，十年时间土地兼并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
    这种土地兼并在铜器时代的速度是微乎其微的，但随着铁器牛耕等的推广，兼并速度大幅提升。
    因为作为贵族，需要的不是劳役地租、可以控制的服兵役的人口，而不是本地的富庶。
    所以对于农夫的束缚不可能放松，荒地有的是，可任他们逃亡，民众倒是活下去了，然而贵族的力量却被削弱了，作为贵族这是不可容忍的情况。
    要把农夫维持在一个“买不起更多生产工具、没钱没工具逃亡、没有余粮逃亡”的情况，是最为完美的贵族统治。
    然而伴随着过早出现的制式铁器农具和牛耕技术，临武君既是贵族，却又有了另一重身份。
    他有钱，有封地的收入，有对封地土地的所有权，也有泗上源源不断送来的各种货物。
    于是他利用贵族的权力征用民众开垦荒地，购买铁器耕牛、深入边远山区掠夺人口，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土地，再把土地或是经营或是租种亦或是分封自己的下属，不断膨胀着自己的势力。
    开地、开矿、淘金、垄断封地的盐业收入、购买武器，形成了一种和墨家控制的南海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式。
    南海地区墨家是作为“政权”存在的，一旦平定了北方的局势，通过移民迁民，采用泗上那种村社联合直辖统治、借贷给耕牛铁器、消灭当地文化阶层贵族的发展方式，将民众看作是国民的一部分，依靠着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干部人数，很快完成了南海地区的土改、整合和政权建设。将南海建为原材料生产地的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庞大的市场存在的，民众没有余粮余财，工商业就缺乏市场。
    而临武则是完全的依附关系农夫依附于临武君和临武君的下属，商人花钱搞到盐业专营权依靠临武君的权力得以维系高价；城外村社内依靠村社原本的头领现在因为贫富分化出现的富裕阶层实行间接统治。
    这两种模式的组织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贵族那一套已经过时了，但是新的政权他们学不会也不敢学，更没有能力和足够的干部去学。
    既不想，也不能。
    临武地区的特殊地里位置，也注定了临武君只能采用这种方式，而不可能采用宋国那些贵族的那种圈地集中商品化的模式——临武附近缺乏一个急需原材料和粮食的工商业城市圈，也缺乏宋国泗上之间那种良好的运河、泗水、菏水等优良的运输环境。
    为了维护统治，为了增加势力，站在他是个贵族的身份上来看，临武的这种模式是最适合他的束缚了农民，使得农民不能逃亡，在他的统治之下可以获得劳役地租，又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征召他们，没有足够的干部就没有足够的基层控制能力，也就使得他只能采用这种农奴封建的方式维系统治。
    这也是泗上的新兴工商业者支持墨家“利天下”口号的重要原因。
    不土改，不推翻贵族，农夫被束缚在土地上，缴纳劳役地租，自己忙活一年根本剩不下多少余粮。
    自己剩不下余粮，就买不起铁器耕牛。
    买不起铁器耕牛，就更剩不下多少余粮。
    没有余粮，就没钱，就买不起种种手工业品。
    买不起手工业品，只好继续男耕女织，田里种点麻，自己织布。
    这又更卖不出去了。
    东西卖不出去，就赚不到钱。
    这就是个死循环。
    五年前泗上还没有得到淮北、莒城等地的时候，一个泗上的布匹销售量就是卖给楚国的七倍有余，贵族们的确有足够的消费能力，问题是他们也只有一个身体一张嘴巴，买不了太多。
    有些事，不是各退一步就能解决的。
    贵族退一步，那么就无法控制封地，他就得消亡。没有了劳役地租和分封制度的贵族，那就不是贵族，要么亡于集权、要么亡于革命。想弄死贵族的，可不单单是工商业者和无地农民，还有他们的君主。
    工商业者退一步，泗上的财政就要出问题，就要导致大量的人失业，泗上就要内乱。
    利益之争，你死我活，这已经不再单单是一群“有志为天下芬”的理想主义者妄图利天下的献身，而是一个新兴阶层干掉另一个守旧阶层的事，墨家只是那个新兴阶层的代言人。
    商队内的人很多并非是第一次来临武，只有一座山岭相隔，两边的土地制度完全不同，难免会生出许多想法。
    都说秋风未到蝉先觉，然而天下旧的贵族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却不多。
    即便有些人看到了，也是无可奈何。
    四年前的泗上大争辩、四年前的菏泽会盟，墨家几乎已经把要推翻旧世界写在脸上了。
    可各国都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