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虽是这样说，让众人安心，实际上适心中自己都有些紧张。
    如今泗上天下派是主流，他借用天下派压制了非攻立国派，煽动起来了利天下的狂热。
    这件事长远看是好的，但是短期看必然是有反噬的，那就是事到如今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动手了。
    不然民意沸腾，再行压制，那又是思潮混乱，之前数年的舆论转向毫无意义；将来的统一战争也要受到影响。
    就算是为了彻底压制非攻立国派，这一仗也必须要打。
    宋国的局面对于泗上是个很尴尬的存在，如果宋国这的能够保证完全中立不受其余诸侯控制，那其实是对泗上最为有利的局面。
    那样的话，名义上宋国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就是泗上的市场、原材料基地以及后备人口补充地，以及做一个非常完美的缓冲国。
    五年前适放弃了齐西南地区，力排众议归还了齐国所有被占据的土地和富庶的汶水平原区，为了就是不希望墨家过早地卷入中原乱局。
    宋国的地势比之齐西南更为敏感。
    二十年前宋国政变之后的种种政策和盟约，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宋国各自为政，做一个名义上的国家，但实际上却是一块又一块独立的封地和城邑。
    本来可以利用皇父一族和其余贵族关于集权还是分权的矛盾，可现在双方摒弃前嫌，至少在大敌面前通力合作，这就让墨家很难做。
    宋国距离泗上太近了，既苦于工商业不足够发达、又苦于工商业已经发展。
    旧时代的痛楚还未抹去、新时代的痛楚也已降临，在平等这件事上，农家比墨家要激进的多，他们自称真正平等派，既反旧贵族，也反那些转型为经营性土地主的新贵族。
    宋国大量的失地农民，使得更为激进的农家在宋国这几年的影响力大涨。
    墨家一直在控制泗上的局面，可那些贵族的所作所为，让墨家已经控制不住。
    怒火滔天之下，要是农家起事，那可比墨家要激进的多，贵族们依旧在作死，到现在这种局面，如果再不出兵迅速平定宋国的局面，那就这的要天下震动了。
    仇恨是可以积累的，也是双向的，贵族可以杀庶民，庶民一样可以反过来杀贵族。
    杀自然是可以的，但现在若是杀的太过分宋国太乱也不太好，至少对泗上不好。
    在说完那些让众人安心的话后，适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月之内控制宋国的局面，那局势可以说是完全对我们有利。”
    “当年公子鲍取宋之后，各国也想要出兵干涉，但宋国政局一安稳，各国都不得不犹豫放弃。”
    “现在我们还站在宋国的后面，一个月的时间，魏楚韩各国都不可能做好战争的准备。”
    “皇父钺翎敢喊反墨，我们就让他刚喊完就死。控制住了宋国的局面后，再靠使节去解决后续的问题。”
    垂垂老矣已然年迈的公造冶道“皇父一族加上宋国的其余贵族，合兵一起的话约有五万，不可能再多了。”
    “但是他们分散各地，我们可以各个击破，实际上我们要面对的，也就是皇父一族的私兵以及他封地宋国西部的部分贵族，三万最多。”
    “六指一直在宋境等待，三个步卒师外加一个骑兵师，应该足以迅速击溃他们。”
    “不过总动员还是必要的。”
    “我们现在的常备义师应付宋、齐、越当无问题，但并不足以让迅速让各国放弃对我们开战的心思。”
    “打与不打，不在于我们，我们只能按照说知之术推理魏楚韩未必出兵，但人心难测，也要做好他们万一出兵的准备。”
    对此看法，众人也都认可，做好准备胜于没有准备。
    市贾豚苦笑道“这等于是花钱买弭兵啊。一次总动员，耗费无数，就算不打，动员也至少要维持到宋国局面稳定、各国确定都不能出兵、外交斡旋结束之后。”
    “少说，也要三个月。粮食、军需品、马匹、夏收……种种这些都要被影响。”
    “不过这要是打起来再动员，我们便可能损失更大，我是同意总动员以吓唬一下魏楚韩的。”
    适又看了看别人，别人也都点头同意，众人便表决了一下，全数通过了立刻出兵宋国、泗上总动员的意见。
    在场的诸人都明白，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
    打还是不打，必须要在开始之前就想清楚怎么结束。
    如果各国不管不顾地出兵，那就无需考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可能要一直持续到要么各国打累了、要么天下归一。
    但如果各国不出兵，宋国今后的局势就是众人要考虑清楚的。
    周礼之下的诸侯国，是以宗法制、礼法、血缘、分封建制为基础的统治手段。
    但旧的统治手段已经失效，新的统治手段还并不成熟。
    如后世的汉承秦制，实际上还是有极多区别的，西汉算是平民皇帝，依靠自耕农维系统治，对于豪侠、富户、大族始终都在压制，黄帝借助平民的力量压制豪强，直到汉末豪强彻底压制不住。
    这算是大部分君主制国家在宗法制分封建制覆灭之后的第一选择，非如此无以彻底压制贵族大族，批量的自耕农是帝制的扎实基础，也算是一种涂脂抹粉的手段。
    随着泗上崛起、新技术的传播，各国的变革大部分都有这种倾向，做国民的君主，而不是天子的诸侯、大夫的君王。
    这种变革，正是适所一直警惕的。
    因为这样一来很容易出现齐族赵族这样的思潮。
    至于宋国，那更是不可能允许他们集权成功，只能想办法继续掺沙子，搅浑水。
    泗上需要一个强大的宋国作为邻居，也不要一个集权的宋国作为邻居，只需要一个松散、混乱、各自为政、只能自保不能进攻的宋国作为邻居。
    皇父钺翎有野心，但过于警惕民众的暴动和泗上的力量，所以他只能选择和贵族媾和。
    戴琮有野心，他本来就不是最大的贵族，不如放弃自己的那些东西，转而涂脂抹粉做“平民的代言人”，从而攫取权力。
    这一点泗上早有共识，适早就骂过戴琮是照着泗上喜欢的样子打扮自己的营妓，今日可以讨好泗上，明日也一样可以讨好魏楚韩。
    但墨家本事又是作为平民代言人的身份起家的，所以又不能明着反对戴琮的变革，还必须要支持。
    一旦出兵的话，那就肯定是扫清宋国的旧贵族。
    要么选择放弃封地、用几乎抢劫的方式赎买过来，以旧时代的小亩的亩产二十年赎买新的大亩，这和抢其实也差不多，但是说起来好听一点；要么逃亡他国，没收封地再分。
    戴琮因为在贵族内部规则下并不可能攫取权力，所以他既然得不到，便要毁掉别人可能得到的。
    因而他借用墨家的平等之义，在宋国鼓吹民众选贤人为询政院大尹，也就是跳开当年君子院的牵制，借用平民的力量上台。
    他也是看准了墨家暂时并没有吞并宋国的心思，所以他可以借助自耕农的力量成为询政院大尹，改组原来的君子院和庶民院，然后慢慢再收拢权力。
    墨家需要一个戴琮稳定宋国的局面、和让宋国这件事变为一场贵族政变，至少是掩耳盗铃的贵族政变连耳朵都不掩的话，楚魏就算不想管，也不好找理由；戴琮也知道墨家需要他，所以竭尽所能宣扬自己心在庶民的义。
    事情一旦成功，大量的贵族要么完蛋要么逃亡，大批的土地空余出来，宋国的内部矛盾立刻就能解决，戴琮成为宋国的第一任真正的民选大尹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二十年前宋国政变之后的古怪制度，可谓是水到渠成。
    礼崩乐坏，宗法制瓦解，一个分封的诸侯国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弥合整合一个国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封诸侯以守其土，故诸侯有国、大夫有家。现在宗法制崩解、礼崩乐坏，国存在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在礼崩乐坏之前，贵族的是贵族的、君主的是君主的，除了贡赋和封建军事义务之外，君主没权利管贵族的封地、也没权利在贵族的土地上征税。
    就像是鲁国的那几次政变，以及隳三都事件中各个贵族和贵族家臣的反应贵族的家臣不是国君的封臣。
    然而漫随着礼崩乐坏，宗法制解体，诸侯国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
    王权尚未集中、贵族权力依旧大，说这是一个国家，实际上四分五裂；说不是一个国家，可又在外部被看做一个国家。
    原本礼法在，宗法制下，层层制约，君主只需要管辖直属贵族，贵族管辖家臣，国家就能够有效的作为一个整体存在。
    宗法制的解体，造就的就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七穆乱郑、宋三姓共政的局面。
    尤其是宋国，由原本的宗法分封建制，转为一种君主和大姓贵族共和的局面，互相制约，各自分权。
    君主说话不好使，贵族内部也有矛盾，又需要维系一个君主的存在。
    春秋之前的氏族制度、国野之别、国人干政的传统，又使得国都民众在政事上有发言权。
    譬如二十年前的郑楚战争，郑国民众反对对楚开战，临阵逃走全部被俘；比如当年因为外交政策被国人反对驱逐国君的行为种种。
    于是二十年前，依照“小司徒有问万民迁都、立君、会盟之责”为基础，以宋国原本就有的三姓共政的贵族寡头共和的基础，弄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
    当时搞的时候，就是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将来有一天打起来，因为当时贵族的势力还很强大、民众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力，一手操控的适弄出了将来必然要出现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的局面。
    现在使命已经结束，可适也绝对不允许宋国出现一个凝聚的政治体系，得换个办法、符合现状地继续维系宋国只能自守不能集权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