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楚王现在就表态不干涉宋国，不太现实，局面还未稳定，各国还在观望魏韩的态度，楚王在内部也必然面临着贵族的巨大压力。
    但那些派出去测绘的人，当初说好了可是为了继承大禹遗志，一切与战事无关，这是各国都承认了的。
    这件事楚王还是可以下令禁止伤害的，只是现在迟迟不下令，怕也是有用墨家安抚贵族的意思：战或不战，未可知，请贵族们稍安勿躁。
    自苦以极派的意思也是简单明了，以暴制暴，以恐怖对抗恐怖，以杀戮对抗杀戮。
    以暴制暴有时候是最好的办法，就像是抢劫杀人一样，讲道理固然有用，但抓到后判处极刑更为有效，用死亡的威慑来让对方投鼠忌器。
    重要的是墨家确实有依靠刺客杀贵族的能力，适考虑一下道：“这也的确是个办法。”
    “一方面和楚王交涉，另一方面以恐怖为威胁，他敢杀我们的人，我们就杀他们，贵族们未必齐心。”
    “只要不齐心，那么这件事就大有可为。”
    众人点头称是，也确实如此，只要贵族们不齐心那便有操作的空间。
    楚王若下令不得伤害，如果所有的贵族齐心动手，倒逼楚墨开战，那怎么讲都没有用。
    但只要有人因为这种死亡威胁而退缩，这件事的意义就不同，少数几个贵族选择动手，楚王便可以用违抗王命的理由动手收拾贵族，正好集权。
    这件事要做就要赶快，皇父钺翎既然身上沾着血，那这也是个杀鸡儆猴的鸡。
    当年田午是屠了武城以求拖住泗上追击的脚步，枪决田午的警示是为了天下诸侯以及大夫们考虑一下后果，不要轻易再做屠城的事。
    今日枪决皇父钺翎，除了要让高高在上的贵族被底层践踏在脚下的矫枉过正外，更多的也是一种威慑。
    贵族们不齐心，也未必就一定敢于殉道，只要还没有彻底翻脸，他们也不敢动手杀墨家的人。
    泗上内部的事情讨论完毕后，便又提及了这一次宋国的善后事，也就是百家学派进驻宋国，分政分权自治的事。
    …………
    自从四五年前那场大辩论之后，农家的人便在泗上常驻，一部分农家子弟加入了墨家，另一部分则继承和发展了农家的道义。
    这一次宋国的混乱中，农家的人也算是弄潮之人。
    发展后的农家道义和墨家的道义逐渐开始出现了分歧，而且这种分歧是从一开始就有、且无法弥合的。
    以泗上的村社为例，合作社制度的普及，使得农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但是墨家认为，泗上不足以作为整个天下的例子，因为泗上的军力足够并且掌握政权，所以可以如此。
    天下别处的农夫大部分被困在土地上，他们对于大义天志的了解，并不足以支撑他们直接越过这道坎。
    换而言之，泗上认为宋国的土地兼并、民众失地逃亡做工、流佣和雇工的人数越来越多，这是一种有利于天下的事，并且是支持的。
    但是在泗上，为了保证兵员，以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合作的方式逐渐改变村社的形态：即土地集中使用是正确的，但土地集中于谁的手中是个问题。
    农家最开始期待的模式，是贤者与民并耕、市贾无二价，以劳动量作为一种等价物，进行无利润的交换，譬如我种粮食所消耗的劳动换取同样劳动纺织的布匹，这样谁也不吃亏，做到真正的公平。
    这也是因为双方所代表的阶层利益不同产生的分歧。
    墨家自从适执掌以来，代表的是手工业者、城市小市民、工商业者的利益，兵员的主力是手工业者和自耕农，并且对于将来的构想是对外扩张、通过兼并土地和市场开拓，渡过艰难的“棉吃人”、“蚕吃人”的阶段。
    农家最一开始代表的，却是无地农民的利益，这些农民承受着三重剥削，尤其是泗上之外的地方，承受着贵族君侯土地封主的剥削、承受着商人操控物价的剥削、承受着泗上手工业品倾销的剥削。
    他们反对商人，嫉恨商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商人通过和贵族勾结，就像是盐一样赚取高额的利润，农夫本就需要承担军役和劳役，再加上这种支出，随时处在破产逃亡的边缘。
    宋国靠泗上太近了，新时代的苦难在宋国上演的也越早，譬如靠近泗上附近的土地大量兼并，用于经营，提供泗上所需的农产品和原材料；泗上对于这件事也是一种默许甚至于支持的态度，因为泗上缺乏廉价的劳动力人口，宋国兼并土地，泗上发展工商的同时稳定泗上的兵员基石，一举两得。
    这就是农家和墨家的分歧，也是经过发展之后农家所代表的利益：因为种种原因无地失地的农民。
    适觉得等量劳动交换以至于市贾不二价的想法，是标准的空想，但他们自称的真正平等派倒也没有错，但是这么搞不行，也不符合此时市场无限、土地无限的情况。
    那场大辩论之后，农家看到了一条新路，也就是泗上那边的村社合作制的路，他们便将大量的精力放在了泗上之外，希望通过宣讲从而越过泗上认为必须要走的过程。
    因为之前是有公田制度的。
    诗曰：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这种井田制下的集体劳作，在村社中仍旧有很强的残余，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直接跳到泗上这种模式？
    譬如在村社中宣传鼓动，直接发动暴动、利用宋国大量失地农民集结于城邑的现实，直接暴动夺权，通过刺杀贵族、武装农夫的方式，一步到位。
    对此，农家和泗上是有过沟通的，但泗上的态度很明确，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度闹的农家和墨家之间的关系很不愉快。
    适也苦心孤诣地和农家学派的领袖许析谈过，说泗上的情况是不可复制的。
    其一，墨家在起事之初，就有四五百集结了天下精华的底子。
    其二，当年魏楚争霸、齐越相争，为墨家在泗上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其三，墨家是先解放了大量的自耕农，分给他们土地之后，再逐步利用利诱使他们选择了合作制度。
    其四，依靠少数人阴谋刺杀之类的办法，并不能够解决问题。
    泗上的意见是既然现在泗上已经开始了建设，不如农家的人在泗上一同合作，依靠泗上的军力物力，逐步发展。
    但农家的人并不同意，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来临，在宋国完全可以干出一番大事，对天下农夫怀有极大的幻想，认为他们振臂高呼必然云集响应。
    泗上则认为农夫被困于土地上，数百年的制度之下，他们的见识注定了不可能一呼百应，这纯粹是空想。只能通过泗上模式，利用政权建设和军事武装，一点点转化发展。
    而且对于农家在夺权之后的计划，墨家也全然不同意：重农抑商，标准物价，甚至于反对靠近泗上的大量经营性的大片土地。
    双方的分歧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个很简单但却无法解决的分歧。
    即，墨家所谓的九重乐土之说，就宋国泗上附近这种模式的一重，是不是可以直接跳过去？
    包括土地兼并经营、工商业雇工发展谋利种种，是不是一定要经历？可不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利用村社公田制度的残余，直接跳到土地归民众集体所有的这一步？
    旧时代有苦难，新时代也一样。
    就像是那些因为失去土地被迫逃亡泗上的农夫一样，问问他们，喜欢在城邑做佣工吗？他们当然不愿意，他们更希望有一份自己的土地。
    甚至于不少人感慨：还不如回到礼法时代呢，最起码那时候自己还能安稳地做个农奴，耕种公田之余还能保障自己的土地所有，土地不准售卖。
    到现在，田亩变革，宋国的土地可以买卖了，富者阡陌相连、贫者无立锥之地，没得办法，只好逃亡泗上来做工开垦。
    农家看到了这种苦难，也从之前的苦难中吸取了教训，震聋发挥地喊出了十足空想的“市贾不二价、劳动量为等价物交换、土地归天下人所有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然而注定了他们的口号是要失败的。
    而且稍有不慎，反倒会被君王利用，成为重农抑商的思想来源。
    之前农家在宋国发展迅猛，甚至于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口号。
    即取缔当年为了宋国将来内乱的君子院和庶民院之别，所有人都可以推选贤人按照人口比例进入询政院；土地归属于全体宋国民众所有；限定最高物价；甚至极为激进地喊出了一个“在真正平等之下国人共政的土地公有的宋国”的口号。
    论起来如今墨家的思想和农家的思想，看似很像，实际上早已经分道扬镳，墨家现在是宁可走最残酷的现实，也不走看似美好没有物质基础的空想，并且一直在论证这一重乐土发展的必然性。
    只听口号，似乎和墨家很像，但考究细节，又全然不同。
    原本农家的计划，是利用戴氏和皇父氏的矛盾，趁着询政院重选的机会，一举夺权，实行变革。
    然而事起突然，农家的计划旁落，墨家既然选择了动手和出兵，农家也立刻响应。
    因为墨家不准备直接管辖宋国，加上宋国的局面造就了大量的支持农家的人口为基础，所以这一次农家在宋国的势力更加牢固。
    墨家的想法，则是既然农家在宋国的势力已成，那么宋国的局面就要分开来看。
    靠近泗上的地区，萌芽已经出现，而且迅猛发展，旧制度所剩无几，而且为泗上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食、廉价劳力和原材料，宋国东部是不能动的。
    远离泗上的地区，萌芽还未萌生，贵族以及依附于贵族的商人压迫民众太苦，那里的旧时代残余也最深，正适合农家这样暴烈的手段彻底扫清。
    而且想的就是让宋国成为一个个自治的联合体，农家既然不认可泗上的路线，那就不如做盟友去宋国发展，借他们的力量扫清宋国西部的旧时代残余，又保留东部的新时代萌芽。
    因而当砀山城破之后不久，农家学派的领袖许析就再度被邀请，连同其余学派的一些人一起参加一次晚宴，商讨一下宋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