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纲领性的内容说出来，其实对于在场的诸多墨者而言就已经很直白了。
    二十年前楚人攻商丘的那一次是怎么做的？
    除了守城之外，还迫使宋国发生了政变和改革，使得宋国的民众得利，借助于守城之后民众集中在一起的机会，合理合法地进行一些道义的宣传。
    今日郑国的事也是一样。
    如果说，只要是战争那就是不义的，这对于转守为攻开始四面出击的墨家来说就不是一个说得通的道义：假如有一天墨家出兵魏韩，主动出战，那么是义还是不义？
    当诛不义和大不攻小冲突的时候，以何为先？
    这是墨家内部的路线之争。
    是故这件事必须要讲清楚。
    这一次墨家用了非攻弭兵的口号，但这个口号必须要说清楚其背后在修正了墨家道义下的合理性，不然的话对于将来天下的局势反倒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以墨家这些年的经验，什么时候各国君主最有可能接受民众的条件？在有亡国之虞的时候。
    民众强则君权和贵族权力就很容易被限制，尤其是民众内部有墨家这个组织在聚拢的时候更是如此。
    况且，这件事本身也是解决郑国困境的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郑人凭什么守城？
    就现在这种情况，君臣贵族们日富而民众日穷，等到打仗的时候想起来让民众守城，未免有些异想天开。
    即便两百年前长勺之战的时候，鲁侯还知道告诉曹刿自己多少还干了点人事，所以民心方可用。
    更况于现在。
    徐弱对于主持者的说法极为赞同，跟进道：“巨子说，我们要用一切合乎旧制度的、或者不合乎旧制度的手段，以利天下，以利万民。”
    “在泗上，我们可以做到不顾旧规矩，翻天覆地。在郑地，我们当然也可以在合乎旧规矩的前提下尽可能使得民众得利。”
    “非攻守城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以非攻为目的，那么无论郑君多么残暴，只要郑是小国我们就要帮助守城，这无疑是错误的，也是子墨子当年就反对的。诛不义和非攻之间的界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其判断是否合于道义，就在于子墨子之三表，以及是否能够利于天下。”
    “如今通讯不便，上的命令还未下达，但战局不等人，故而我建议：我们应该借此机会，逼郑变革，使之利民。若不然，则我们便没有守的义务。”
    “倘若现在我们就实行守城禁令，那么民众反而会怨恨我们，以为我们在助纣为虐，逼死他们。”
    “士人明白为何而守，因为他们守卫的是他们的利，也就是由利而产生的义。由此来指责民众叛国无义，那是没有道理的。”
    “况且，只靠士阶层，也难以守住。时代变了，不再是百余名士人带着徒卒民众就能野战守城的时代了。”
    徐弱的意思，便是现在泗上那边因为交通不便不能够迅速下达指令，事起突然，这就要求在郑地的墨者发挥民主集中制，在符合大义道义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作出正确的判断。
    现在新郑如果墨家不介入，是根本守不住的。
    以暴力手段推行守城禁令，这又违背了墨家的道义，会导致民众的怨言，民众本身也没有任何想要守城的意愿。
    介入的话，就必须要借此机会，学二十年前商丘之变，迫使郑君接受一些利民的变法条件，否则的话墨家就不可能守。
    毕竟这件事最开始就定下来基调：郑国不接受政治条件，那么墨家就不会保郑独立。
    他之前所说的在城墙后面再建一座新式防御，也是需要墨家全面接管城邑的城防、有郑君背书的前提下才能进行。
    墨家守城，拆房拆屋，必须要“主券书之”，日后战争结束要照原价赔偿的。
    守城的整体战，更是需要征粮、征调民力，这些都需要郑君出面表示认可才可以实行，否则的话墨家不可能去拆屋建新城防的。
    在新郑的墨者不少，如果将民众组织起来，提出纲领性的变法条件逼迫郑君接受，效仿当年宋国事，这也是可能的。
    前提就是先接受守城的虎符，有合理合法的名义组织民众，至于说组织起来后宣扬什么，那就不是郑君能够管得到的了。
    众人又讨论了一阵后，迅速做出了表决，最终同意了主持者和徐弱的意见，选出三人为代表入宫和郑君谈判，在郑君保证事后会变法变革的前提下，接手新郑的防务。
    …………
    新郑宫室中，郑君乙已经急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他此时算是真切体会到了当年韩侯的心态，大梁城之战前，郑国背弃了魏韩郑同盟，趁着魏韩出兵鲁阳的机会围攻了韩国都城，以至于那一年韩侯薨，导致了后续的一系列事件。
    韩侯薨当然不是被郑人围城杀的，但围城所带来的紧张和不安只怕也有一部分原因。
    郑君乙是万万没想到，魏国居然和韩国一起瓜分郑国。
    郑国和韩国的确有血仇，可郑国一直以来都抱着魏国的大腿，利用魏韩矛盾在夹缝中艰难生存。
    为了魏国，当年郑国不惜和楚开战，王子定出逃，郑国公开表示收留，这都是为了讨好魏国，告诉魏国郑国的忠心，祈求魏国能够保证郑国的利益。
    郑国是魏国牵动韩国的绳索，这一点郑君明白也清楚，但也正因如此，才更应该保证郑国的独立。
    驷子阳之变后，魏国趁机吞并了郑国不少土地，郑君乙也只能表示认可。
    因为郑国三分，七穆中的驷子阳余党弑君，支持郑君乙上位，其余的六穆和驷子阳余党都有血仇，投降魏国也没什么可说的。
    驷子阳上位的基础，是复仇主义，当年韩子杀了郑君，在这个复仇主义的背景之下驷子阳脱颖而出，从那之后一直奉行对韩开战绝不忍让的政策。
    其实当时郑国的聪明人都明白，即便魏韩是三晋同盟，但魏国是乐于见到郑国打韩国的，只不过又不好意思说出口。
    驷子阳借助复仇主义的血仇之恨上位，魏国是很高兴的。
    明着在调停，暗地里对郑国颇多支持，用来牵制韩国。那时候三晋同盟还没瓦解，魏国也不好意思更不可能明着支持郑国削弱韩国，这就需要郑国的聪明人作出正确的决策。
    驷子阳被杀，太宰欣一派又被杀的绝户，其余六穆纷纷逃出都城返回封地，各自要么投韩、要么投魏，恰逢当年楚国大梁城之败、王子定分裂，倒是没有投楚的。
    偏偏泗上崛起，楚国编练新军得洞庭苍梧又平陈蔡王子定之乱，魏国急需韩国作为盟友，这使得郑国之前希望魏国保郑独立的战略彻底失败。
    失败关头，墨家出面，表示愿意帮助郑国，这当真是瞌睡了送枕头。
    全面倒向墨家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开始的时候郑国和墨家的谈判，也是紧抓住当年墨子止鲁阳公攻宋的道理来谈：儿子不肖，用不着邻居来打。
    郑君乙所考虑的，或者说墨家打动了郑君乙的理由，也就是“以待局势有变”。
    新郑单靠郑国守不住，但是天下不只是有韩国和郑国，所以只要能够坚守新郑一段时间，就可能会有各国干涉的情况，到时候魏国就可以借坡下驴，从而制止韩国吞郑。
    只能说郑君没学过矛盾论，不能够看清楚此时的局势。
    原本魏国有霸权，但这霸权又需要韩国的支持，所以对于郑韩矛盾魏国乐于居中调节，从而保持自己对郑和韩的控制。
    伴随着几年前的中原大战，魏国的霸权丧失，转而战略收缩，泗上崛起、楚国复苏，这都使得魏楚墨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三晋内部的矛盾居于次要矛盾，在这种大前提下，魏国放弃郑国也就顺理成章。
    郑君怎么也没想到，魏韩会合兵一处瓜分郑国，现如今炮声就在五里之外，他也是彻底慌了神。
    魏国数落郑国的三罪，其实没什么合理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让郑君手足无措的，是郑国原本希望魏国调节，但现在魏国靠不住了。
    想让墨家帮着守城，墨家提出了非攻同盟郑国也很高兴，以为这是救命稻草，奈何墨家直接表示要入非攻同盟必须要政治改革，否则免谈。
    事起突然，在新郑的墨者到现在还没有接受守城的璜符，城中的民众又根本不想战。
    在城中的细作和当年六穆的人也在宣扬：放弃守城，士人以及低阶贵族的封地私田皆不动。
    而且郑君乙本来也是弑君上位的，多有宣扬，魏韩是来替繻公复仇的，尤其是当年一些逃亡的六穆和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们这一次披麻戴孝，三军缟素，在城外高呼这不是侵略郑国，而是为君复仇，清除弑君者，使得城中人心涣散。
    与复仇无关的庶民不想打。
    肉食者的士以上阶层打不打都行。
    更有一些人极为混乱：放弃守城，是为不忠；但当年驷子阳死后，驷子阳余党确实弑君才让郑君乙上位的，现在人家魏韩来替繻公复仇，自己继续守城似乎也是乱臣贼子。
    其实以墨家的义即利也的说法，最具杀伤力的，其实还是那句“封地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