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页
头发剪完,钟庆年默默领着她们上楼,打来热水,倒进木盆里,在晒台上一个挨一个地给她们洗头。
是欣愉先忍不住,对父亲说:“那帮男孩子喊你的警号,讲你是‘烂眼警察’。”
这俚称最早是因为外国巡官的蓝眼睛,说来说去,就成了所有巡捕的绰号,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巡捕,全都变成了烂眼睛。知微跟他们打架,大多就是因为这个。
钟庆年点点头,还是无话,用毛巾给她们擦干头发。
知微接着往下讲:“我追上去不让他们喊,他们又耍赖说,我们没在讲你阿爸。”
“哦。”钟庆年应了声,一双大手细心地给她们扑上痱子粉,再轻轻扫去黏在脖子上的短发茬。
欣愉憋了许久,又问:“阿爸存的学费是不是又没有了”
钟庆年点点头。
知微说:“那你罚我吃一个礼拜的白饭吧。”
父亲说:“白饭你咽得下去”
知微答:“我倒点酱油。”
“酱油不要钱啊”钟庆年输给她,无奈笑出来。
知微看见这个笑,便晓得父亲不再生气了,抱住他的胳膊,脸埋在臂弯里,说:“我以后肯定不会这样了。”
钟庆年大手揉了一把她的脑袋,答:“你可得了吧。”
那时,夕阳已经落下去,天边挂着最后一抹霞光,紫水晶一般半明半寐,初夏潮湿的空气慢慢变得清凉。钟庆年拖过凳子,让她们挨着他坐着,交给风把头发吹干。
第8章 燕云楼
外国人的银行里最讲究穿戴的规矩。
比如女职员必须着裙装,长度必须到膝盖下面。头发如果过肩,就必须挽起来。皮鞋必须带两英寸的跟。还有脸上要化淡妆,颈间只能佩戴单串的珍珠项链。
钟欣愉去汇丰试工,就是这副打扮。
银行大楼在外滩,是英国人口中“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华贵的建筑”,正门对着黄浦江,但华籍职员需从后面福州路上的一个小门进出。
接待她的是一个外汇科的女秘书,英国人,年纪四十几岁,已经在此地做了二十年,讲起话来总是简略地把东家称作“The bank”。似乎只要提到银行,寰宇之内,除去本司,别无分号。
先验看文凭,再问几个问题,诸如年龄,籍贯,在哪里做过事。
钟欣愉一一回答。
她从美国留学回来,毕业的学校很好,一口英文说得无可指摘,且对开战之后的经济金融形势了然于心。有多少钱逃出了上海,又有多少钱涌进来,利率与汇价如何变动,原因是什么,甚至往后的趋势应该怎么看。过去这几年,她做的就是这个。
但此时此地,她只求一个打字员的位子。
履历上绝大多数的经历都是真的,只是去掉了华盛顿的那一段,替换成一间开在纽约唐人街上的小银行。她说自己在那里做了两年行员。所有的细节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合乎常理,经得起任何推敲。
当然,人家也没多问,直接口述一封信,要她速记下来,然后让她坐在打字机前面,看着手腕上的小金表,计算她一分钟能打几个字,最后检查书信的拼写和格式是否正确。
表现合格,便叫她回去等消息。
隔天上午,一个电话打到南阳路公寓。还是那位女秘书,告诉她已经被录用,在外汇科做文书,但位子是临时的。大约也觉得她是屈就了,又添上一句解释——时局如此,银行所有业务都在缩减,行里暂不考虑录用正式职员。
钟欣愉知道这是事实,自己能够走到这一步,完全是因为沈有琪的介绍,以及背后的贵人相助。
她在这头想,女秘书还在电话那头说,特别关照她,务必去找个西医打两针预防针,疟疾和伤寒。
这是本地西侨圈子以及体面华人当中通行的做法,理由是很充分的,租界就这么小一块地方,开战之后涌进来那么多难民,夏季天气酷热,慈善营里流行疟疾,天冷下来,又开始流行伤寒,年年如此。
钟欣愉对这两种病一点都不陌生,甚至觉得以自己的出身来看,多半早就免疫了。但她什么都没多说,一律照办。她现在要做的就是融进其他女职员之中,没有任何特出的地方。恰如银行的着装规范——裙子到膝盖以下,穿高跟皮鞋,戴单串珍珠项链,略施脂粉。
林翼来找她,也是在她接到电话的这一天。
那时已是傍晚了。外面下大雨,天早早地黑了,路边的房子里早早地亮起灯,暖黄色的一盏一盏,从外墙上的窗口漫射出来,更衬得室外灰暗湿冷。
钟欣愉从西医那里打过针回来,手里挚着伞,没有穿胶靴,脚上还是那双单皮鞋,纤瘦的脚踝从英国绿呢子大衣下面露出来。她小心翼翼地走在雨里,拐到南阳路上,便看见公寓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就是上次送她回来的那部林肯。
车身在路灯下闪着蜡光,雨水落到上面,滑不留手似地聚成水珠,再汇成水柱滚落下去。驾驶员位子上坐着个人,把车窗玻璃摇下来一线,正凑着那条缝吸烟。她以为还是那个白俄司机,等到那人转过脸来,才认出是常兴。
小常也是个男人的样子了,身上穿一件时髦的格子花呢猎装,头戴鸭舌帽,脚蹬雕花意大利皮靴,只是个头终于还是没有蹿起来,跟小时候一样,敦敦实实的一个,一看见她,赶紧灭了烟,冒雨从车上下来,又朝她眨眨眼,一抹帽檐以示致意。那动作既俏皮又熟稔,就好像她从来不曾离开过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