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靠在他肩上，很久很久，才侧过脸去轻轻咬他。他也侧过脸。他们亲吻，只是亲吻，温柔地并不往下做。
    “你那张纸上到底写的什么”她轻声地问。
    尽管已经隔了许久，但他知道她在问什么，看着她，不说话。
    她也看着他，等了一会儿，手指描过他的眉眼，说：“断眉的人薄情易怒财运亨通。”
    他又觉冤屈，说：“我这是叫你弄的。”
    她说：“那你可得谢谢我。”
    “我干嘛谢你”他问。
    她答：“财运亨通啊。”
    他这才明白了。他说的是情，她说的却是财。
    是从什么时候失去控制的呢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了。
    第48章 1941年春
    西历新年伊始，天晴了，积雪开始融化，城市变得更加湿冷泥泞。
    林翼让常兴去万国公墓买了一块墓地，又到虹桥路上一爿意大利人开的店里看寿材。
    格雷格是犹太人，但似乎并无信仰。常兴也不知道葬礼应该照哪种规制来办，请神父，牧师，还是拉拜，只是按照二哥生前的喜好，买了一口特别华丽的棺椁，上头一面刻小爱神，另一面刻着谷神。据棺材店的意大利老板说，那是他们欧洲的财神爷。
    格雷格就这样落了葬。来送殡的都是夜场里的人，舞女，琴师，打手，一个个苍白而颓靡，就像一群夜行的动物突然曝露在了阳光下，看起来竟有种怪异的哀艳之感。
    钟欣愉没有去，但她坐在汇丰银行的公事房内，看着窗外退了潮的黄浦江，露出黢黑的河床，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
    还是那个年老的提琴手，身上披沙俄时代的军大衣，侧首夹着琴，拉一支安魂曲。棺材拴着绳结慢慢地降下去，尘归尘，土归土。
    就像她自己，以及曾经那几年，也是这样被她封住了，钉了钉子，埋到意识的深处。
    那天中午，沈有琪叫了几个相熟的女行员聚在沙利文西菜馆。
    大约是冯云谦去香港之前就关照好了的，她已经辞了工，这一回是临走请客吃饭。
    沙利文是中档馆子，且就开在洋行云集的地段，午市的客人大多是在附近上班的职员，中国人和西侨都有。走进店堂，生意不错，迎面便是一股罗勒叶子和奶油浓汤的暖香。西崽一身白褂，胳膊上搭一条整洁的格子布巾，在座位之间走来走去，耳边尽是食客嗡嗡的说话声，以及大理石纹桌面上刀叉与盘盏的磕碰。
    热闹还是热闹的，但坐下来点菜，牛排没有了，鱼也没有，主菜点来点去都是鸡。
    有琪本来是打算破费些的，此时看着桌面上寒碜，过意不去，抱怨了一句：“怎么什么都没有，早知道不上这儿来了……”
    西崽自然要替自家饭馆争面子，说：“小姐，现在到处都是这个样子，东西不好买啊。”
    在座一位朱小姐也笑道：“你反正无所谓，等到了美国什么没有啊”
    有琪没说过离开银行之后要去哪里，但有些人已经知道了，以及与她同行的那一位是谁。也许之前就有耳闻，现在总算做实了。
    有琪也没往下接，岔开了话题。餐桌上说的都是浮泛的客气话，说的人累，听的也吃力。只钟欣愉话最少，别人问到她，才跟着应一声。
    直到散了席，一行人出了沙利文，三三两两挽手走在路上，步行回江边的银行。
    有琪拉着钟欣愉落到后面，话又多起来，说这几天南阳路公寓里乱的一塌糊涂，自己正在打点行李，还找了相熟的裁缝师傅量尺寸做旗袍，拜托人家年前赶出来，好叫她带着上邮轮。
    “他也说我了，又不是去爪哇国，到了那里缺什么都可以再买。但是旗袍总归要做几件，谁知道美国有没有合适的裁缝，你说对不对”
    说着说着难免提到冯云谦，这些话她也只能跟钟欣愉讲了。
    “冯先生已经回来了吗”钟欣愉不经意似地问了声。
    有琪说：“还没有，就是从香港发了电报过来。他这回是飞机来去，明天下午到上海，说是后天还有会。”
    钟欣愉点点头，没再往下接。
    有琪也沉默，一直等到走回银行大楼，才又开口对她说：“你到我位子上来一下，有样东西给你看。”
    两人于是去了会计科，有琪从自己写字台的抽屉里拿了一份叠起来的报纸，拉她到外面走廊上僻静的地方，翻开其中一页递过来。
    钟欣愉接了，见是《正言报》里的一页。
    这是一份几个月前才刚创刊的小报，用了个美国律师做董事长，美商联邦出版公司发行，但实际由重庆方面的人主持，文章也都是为重庆国民政府发声。
    不用有琪指出，她就知道是要给她看什么。
    那一版上登着一篇评论文章，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储备银行是个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机构，发行的新币是为了搜刮中国人的血汗，为日军在占领区的经济利益服务。
    道理极其浅白，其实很多人都懂，但却很少有人会说出来，更不愿意这样白纸黑字地登载在报纸上。且撰文的这个人连笔名都不曾用，署的就是自己的本名——严承章。
    “我上回去看老师，就听说有记者找他约稿。我劝他不要管那些事，就算要写，也别用真名啊！”有琪蹙眉，是真的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