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荡到天津时，正值秋季，北方的秋季跟南方的冬季相差不远，很是寒冷。我是前一天晚上在北京上的火车，路上只花了十来块钱的车费，可尽管如此，我的口袋里还是只剩了四块钱，正因为如此的少，我才至今不忘。
    从早到晚，时间在无数次的辱骂和白眼间流逝，愰愰惚惚中，我在天津就过了一天。直到夜深人静，也没能找到一份可以让我落脚的工作，哪怕是最脏最累的活也没有，人家嫌我的个小，且不会说本地话。走在大街上，空荡的背囊也变得分外沉重，和着世人的无情，一起压在我的身上，不堪重负。
    在一个大排档前，看到人们三三两两的坐在里面，无忧无虑地喝酒聊天，心里实在羡慕。自己也十分口渴，便花二块钱买了瓶劣质啤酒，独自坐在角落里，闷闷地喝着，心里升起的是浓浓的思愁，无比孤独。没人会在乎我的感受，没人会在意我在想什么，我就这样坐在那里，想了很多、很久，然后默默地离开。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四周的黑暗笼罩着一切，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也明白了自己的微不足道。在这样的时候，一切外在的东西都变得无所谓，心里的情绪已主宰着一切。没钱又能怎样，没地方落脚又能怎样，都不愿去想，感觉里全是内心的孤独和失落。
    望着前方朦胧的灯光，不自觉地朝那里走去，因为我知道，就算是露宿街头，也是要被人盘查的。作为我这样一个‘三无’人员，恐怕是经受不了那些‘询问’，而在黑暗不繁华的地界，往往比较安全。
    当接近那整条街看起来唯一还显得亮着的光线时，我猛然看到一张写着“招杂工”的红纸。就是这样一张红纸，让我免去了寒冷的侵袭，有了一个归宿，有了温暖和希望，它拯救了我。也就是在这个餐厅里，我度过了在天津的所有岁月，也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至交。
    他叫松，来自甘肃，高高的个儿，黑黑的皮肤，留着短寸，性格幽默、开朗且乐于助人。他最拿手的就是讲笑话，只要他开口，总有我们乐的。我很快就与他相识，并成为朋友。
    我们一起工作、吃饭和睡觉，一起到外面去玩。在外面玩的时候，我会羡慕那些城里人，我始终认为他们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而我们却显得格格不入。我和松常常就一起穿着破烂且油腻的衣服去逛商场，保安不让我们进，嫌我们脏。在大街上偶尔看到谈恋爱的同龄人亲亲我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滋味，那是忌妒。在这个城市里，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才会形单影只，才会没人爱。佝偻着身子走在大街上，简直和乞丐没什么两样，或许在别人的眼里，我们就是可怜的乞丐。像我们这样的外地人，在天津似乎并不多见；有时我甚至会觉得只有我和松才是外地人，其余的都不像，因为我们最纯、最真。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松去喝酒，结果回去晚了，在路上被夜警逮个正着，看来果然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警察叔叔开始的意思是：我们两人必须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做很苦的活，每天中午才有饭吃，而且还很少。然后每天挣几毛钱，待凑足回家的路费后便把我们遣送回家。
    干苦活我们倒不怕，怕的就是后面那句话，把我们送回去。这是我们心中最为敏感的软肋，要知道我们最不愿意的就是回家，特别是用那种的方式回家，我们无法面对。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松发挥了他的专长，开始和两位警察叔叔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边讲边殷勤地递烟。开始对方的口气还比较坚决，可后来不知是在松的感化下，还是本身在吓唬我们，他们居然妥协了！代价是：在三点钟之前，每人交二百块罚款，即可拍屁股走人。
    我俩搜遍了全身，最后只找出四十来块钱，对方脸露鄙态，唏嘘不已。无奈，松说只能回去向工友借。这个建议最后也得到了对方的同意，原因是看我们实在可怜，放我们一马，只要能借到钱，但只能一个人回去。
    松回去了，不久就回来了，说借遍了所有认识的人，只借到三十来块钱，和刚才自己的那点钱凑在一起也不过八十多一点。对方依然不懈一顾，理由是给了你们机会，你们就要好好把握，不然就得去吃苦受罪。实在没有办法，老板的手机半夜里又打不通，松不得已再次回去借，对方似乎并不怎么干预，看来他们只在乎钱，而并不在乎像我们这样一文不值的人。
    在松第二次回去借钱之前，我告诉他说不要再回来了，在这种时候，能走一个是一个。问他明白没有，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渐去渐远，我心里有些悲壮，为自己的不幸，也为刚才的‘壮举’。
    不久松就回来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没能多借到一分钱，还跟别人吵了一架。我没有多说一句话，心里剩下的只是感动，为这朴质的友情，为这坚定的义气。
    事后巡警并没有如他们所说的带我们去那个神秘的地方，而是要了那八十多块钱，大概在他们看来，我们连那八十多块钱都不如吧！路上我问他怎么那么傻，没钱还跑回来。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一定要回来，没有想别的。听了这句话，我拍了拍他的手臂，一路无语。此后我便把我们的关系从‘朋友’提升到‘至交’。后面的日子我们就这样一直艰辛而又愉快地过着，因为彼此的给予。
    直到有一天，松因为和客人争吵了几句，晚上关门后被老板叫到黑暗处训话，回来时已是满脸泪水。问他怎么样，也不说话，只一个劲地摇头。我知道说什么也没有用，只有等他平静下来再说。
    那天我们聊了一个晚上，他说老板至少扇了他二十多个耳光，但他并不是因为这个哭，他哭的是自己，他想到了自己的命运。我问他为什么会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打工，来受这样的罪，难道在家里就真的没有其它出路了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怎么还要来，他说他来不是为了寻求出路，而是为了一个女孩，一个相爱过的女孩。
    听到这些话，我感到很惊讶。怎么也看不出来平时一个爱说爱笑的人竟有这么深的心事，我突然觉得自己了解他太少了，便就这个话题和他聊了很久，也逐渐知道了他的一些隐痛。
    他说他读中专时认识了那个女孩，用他的话说，女孩很美、很善良，他很快就爱上了她。暗恋的滋味太苦涩了，他无法忍受，最终他鼓足勇气向那个女孩表白，不料女孩对他也有好感，于是两人就热恋起来了，那时他感觉他真的太幸福了。可天公不作美，不久女孩的家里发生了变故，好像是说父亲瘫痪了还是怎么着，我已记不大清楚了，想必就是这样吧！来得很突然，女孩难以承受，也让他措手不及。他一定要帮她，他想，然而他家的经济也是拮据得很，他和父亲大吵了一架也于事无补，他无能为力。后来呢？女孩无奈去了外地打工，不辞而别，这让他很伤心，因为曾经的相爱；他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失去她，他已无法独自去面对生活。他一定要找到她问个明白，问她到底爱不爱他。若爱，他立马和她成亲，不顾一切，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帮助她的家庭，那怕放弃所有的理想，那怕因此而忙碌一生。经过无数次的打听，终于得知她去的城市就是中国的首都——北京。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学业，开始了追寻的旅程。
    我问他那怎么会来天津呢？她不是在北京吗？他说他在西安买的就是到北京的票，可到北京时，他没有勇气下车，被北京的繁华和深沉。毕竟是第一次出门，而且是这么远的门，他真的不敢下车，他怕在这样大的都市里迷失自己。于是就补了到天津的票，他想在天津站住脚后，有了经验后，有了一定的钱后，再去北京开始他的追寻。
    我说万一她说不爱呢？你怎么办？他良久没有答话，只是默默地抽着烟，烟气迷漫了整个房间。直到烟头那本来就微弱的火光已不能再燃烧时，才低沉地说了声‘不知道’。然后我们相对无语。
    在这样一个空白的时间里，我想了许多自己的事，包括自己怎么也会来这里。想着想着，便不自觉地说了出来。我说我之所以来这么远的地方，主要是因为自己的信念，我热爱自由，我要逃避所有的束缚，去到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地方，开始自己全新的生活，哪怕这个生活是苦涩的甚至残酷的！都无所谓。我说我没有谈过恋爱，很多时候我都期待爱情的到来，可当爱情真的如期而至时，我又会莫名其妙地躲开，躲得远远的，直到谁也看不见。我说我一直在流浪中寻找着什么，可能是理想，也有可能是爱情，是一种我怎么也想不出摸不到的东西，有时觉得它就近在眼前，却又看不清楚它的样子。我说我生活得很茫然，而且很累。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促膝长谈竟会是我俩离别的预兆。快过年时，我突然很想家，于是向老板提出要回家。老板自然不愿让我走，原因是我干得还不错，而他待我也不薄。他对我是不薄，可正因为如此，越是让我想起他打松那二十几个耳光时的残忍，这是我不能忍受的，我归心似箭！
    老板拗不过我，便放了我。几天来，我和松几乎无语，最后我要走了，他送我到车站，车子开动的一瞬间，我们挥手告别。我们没有哭，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已有了一个约定，一个不能反悔的约定，一个一辈子的约定。
    我跟他说，2008年北京要举办奥运会，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这么有意义的日子里，我希望那时我们能在北京相见。地点就在天安门毛主席的头像下，时间是2008年8月8日早上8点。
    无论如何，不见不散！